这时，检察官霍地站了起来，神态庄严，用手指着我，以一种我觉得很是激动的声调，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叫道：“陪审团的先生们，此人在自己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去开始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去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我用不着再向诸位说什么了。”他坐下，大厅里仍是雅雀无声。但是，玛丽突然大哭起来，她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情况，她刚才的话并不是她心里想的，而是有人逼她说的，她一直很了解我，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员在庭长的示意下，立刻把她驾了出去，审讯继续进行。
接下去是听马松的证词。他宣称我是一个正直的人，“甚至要说，是个老实人”。但这时大厅里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了。轮到沙拉玛诺作证，更没有多少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关于我妈妈与我的问题，他回答说，我跟妈妈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这一点，我把她送进了养老院。“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他这样说。但没有人表示理解。他也被带走了。
再就是轮到雷蒙了，他是最后一个作证的。雷蒙向我轻轻做了个手势，一上来就说我是无辜的。但庭长立即宣称，法庭不要他下判断，而是要他提供事实，吩咐他先等法庭提问，然后再作回答。接着，首先要他讲清楚他与被杀者的关系。雷蒙趁这个机会说被杀者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他的姐姐。庭长问他，被杀者是否没有原因对我有什么仇恨，雷蒙说我到海滩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最初酿成了这个事件的那封信是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说，这也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在这个事件中，偶然性对人类良知的破碎已经很多了。他想知道，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的时候，我没有去劝阻，这是否出于偶然，我为他到警察局去作证，这是否出于偶然，我在作证时所说的话完全是为了讨好人，这是否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说“当仓库管理员”。检察官朝着陪审团大声说，众所周知，此人所干的行当是给J女拉皮条，而我这是他的同谋、他的朋友。这是一个最下流无耻的事件，由于有道德上的魔鬼在其中掺和而更加严重。这时，雷蒙要进行申辩，我的律师也表示抗议，但庭长要他们让检察官把话讲完。检察官说：“我要讲的话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这样问雷蒙，雷蒙回答说：“是的，他是我的哥们儿。”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回答：“是的。”检察官于是转身向着陪审团，大声说：“还是这个人，他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G最放荡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伤风败俗、卑鄙龌龊的纠纷，就随随便便去杀人。”
检察官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他举起胳臂，法袍的袖子因此滑落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衣的褶痕，他大声嚷道：“说到底，究竟是在控告他埋了母亲，还是在控告他杀了一个人？”听众哄堂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了披自己的法袍，高声宣称，只有您这位可敬的辩护律师如此天真无邪，才能对这两件事之间深层次的、震撼人心的、本质的关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是的，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一声宣判，显然对全体听众起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头上的汗，看来他本人也颇受震撼，这时我感到我的事情不秒了。
审讯完毕。出了法庭上囚车的一刹那，我又闻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见到了这个时分的色彩。我在向前滚动的昏暗的囚车里，好像是在疲倦的深渊里一样，一一听出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这个我曾心情愉悦的时分的所有那些熟悉的声音：傍晚休闲气氛中卖报者的吆喝声，街心公园里迟归小鸟的啁啾声，三明治小贩的叫卖声，电车在城市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夜幕降临在港口之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些声音又在我脑海里勾画出我入狱之前非常熟悉的城里漫步的路线。是的，过去在这个时分，我都心满意足，精神愉悦，但这距今已经很遥远了。那时，等待我的总是毫无牵挂的、连梦也不做的酣睡。但是，今非昔比，我却回到自己的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就像划在夏季天空中熟悉的轨迹，既能通向监狱，也能通向酣睡安眠。
四
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听那么多人议论自己，也不时为一件有意思的事。在检察官与我的律师进行辩论时，我可以说，双方对我的谈论的确很多，也许谈论我比谈论我的罪行更多。但双方的辩词，果真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律师举起胳臂，承认我有罪，但认为情有可原；检察官伸出双手，宣称我有罪，而且认为罪不可赦。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不安的是一个东西，那便是有罪。虽然我顾虑重重，我有时仍想插进去讲一讲，但这时我的律师就这么对我说：“别作声，这样对您的案子更有利。”可以说，人们好像是在把我完全撇开的情况下处理这桩案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就这样说：“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被告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本人有话要说！”但经过考虑，我又没有什么要说了。而且，我应该承认，一个人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也不可能关注那么久。例如，对检察官的控词，我很快就感到厌烦了。只有其中那些与整体无关的只言片语、手势动作、滔滔不绝讲话，才使我感到惊讶，或者引起我的兴趣。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基本的思想是认定我杀人纯系出自预谋。至少，他力图证明这一点。正如他本人所说：“先生们，我将进行论证，进行双重的论证。首先是举出光天化日之下犯罪的事实，然后是揭示出我所看到的这个罪犯心理中的蛛丝马迹。”他概述了妈妈死后的一连串事实，历数了我的冷漠、我对妈妈岁数的无知、我第二天与女人去游泳、去看费尔南德的片子、与玛丽回家上床。我开始没有搞清楚他的所指，因为他老说什么“他的情妇”“他的情妇”，而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玛丽。接着，他又谈雷蒙那件事的过程。我发现他观察事务的方式不够清晰明了。他说的话还算合情合理。我先是与雷蒙合谋写信，把他的情妇诱骗出来，让这个“道德有问题”的男人去作践她。后来我又在海滩上向雷蒙的仇人进行挑衅。雷蒙受了伤后，我向他要来了手枪。我为了使用武器又独自回到海滩。我按自己的预谋打死了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会儿。为了“确保事情解决得彻底”，又开了四枪，沉着、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地又开了四枪。
“先生们，事情就是这样，”检察官说，“我给你们复述出全部事实的发展线索，说明此人完全是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中杀了人。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不是一个未经思考、不是一个当时的条件情有可原、不是一个值得诸位考虑不妨减刑的罪行。先生们，此人，犯罪的此人是很聪明的。你们听他说过话没有？他善于应对，他很清楚每个字的分量。我们不能说他行动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在干什么。”
我听着他侃侃而谈，听见了他说我这个人很聪明。但我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普通人身上的有点，到了罪犯身上就成为了他十恶不赦的罪状。至少，他这种说法使我感到很惊诧，于是，我不去听检察官的长篇大论了，直到过了一会儿，我又听见他这样说：“难道此人表示过一次悔恨吗？从来没有，先生们，在整个预审过程中，此人从没有对他这桩可憎的罪行流露过一丝沉痛的感情。”说到这里，他向我转过身来，用手指着我，继续对我大加讨伐，真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当然，我不能不承认他说得有根有据。我对开枪杀人的行为，的确一直并不怎么悔恨。但他那么慷慨激昂，却使我感到奇怪。我真想亲切地，甚至是带着友情地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有对某件事真正悔恨过。我总是为将要来到的事，为今天或明天的事忙忙碌碌，操心劳神。但是，在我目前这种处境下，我当然不能以这种口吻对任何人说话。我没有权利对人表示友情，没有权利抱有善良的愿望。想到这里，我又试图去倾听检察官的演说，因为他开始评说我的灵魂了。
他说他一直在研究我的灵魂，结果发现其中空虚无物。他说我实际上没有灵魂，没有丝毫人性，没有任何一条在人类灵魂中占神圣地位的道德原则，所有这些都与我格格不入。他补充道：“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谴责他。他既然不能获得这些品德，我们也就不能怪他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法庭上，宽容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应该予以杜绝，而代之以正义的积极作用，这样做并不那么容易，但是更为高尚。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在此人身上所看到的如此大的灵魂黑洞，正在变成整个社会有可能陷进去的深渊，就更有必要这样做。”这时，他又说起了我对妈妈的态度。他把在辩论时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但说这事的话要比说我杀人罪的话多得多，而且滔滔不绝，不厌其烦，最后使得我听而不闻，只感觉到这天早晨的天气热得厉害。至少直到检察官停了一下的时候。然后，他又以低沉而坚定不移的声音说道：“先生们，我们这个法庭明天将要审判一桩最凶残可恶的罪行，杀死亲生父亲的罪行。”据他说，这种残忍的谋杀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他希望人类的正义对此予以严惩而不手软。但是他干说那桩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恶，与我对妈妈的冷酷所引起的憎恶想必，几乎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他认为，一个在精神心理上杀死了自己母亲的人，与一个谋害了自己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在任何意义上来说，前一种罪行是最后一种罪行的准备，它以某种方式预示着后一种罪行的发生，并使之合法化。他提高声调继续说：“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我说坐在这张凳子的人，与本法庭明天将要审判的谋杀案同样罪不可恕，你们绝不会认为我这个想法过于鲁莽。他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说到这里，检察官擦了擦因汗水而闪闪发光的脸，他最后说，他的职责是痛苦的，但他要坚决地去完成。他宣称，既然我连这个社会的基本法则都不承认，当然已与这个社会一刀两断；既然我对人类良心的基本反映麻木不仁，当然不能对它再有所指望。他说：“我现在向你们要求，取下此人的脑袋，在提出这个要求时，我的心情是轻快的，因为，在我从事已久的职业生涯中，如果我有时也偶尔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的话，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我艰巨的职责得了补偿，达到了平衡并通明透亮，因为我的判断是遵循着某种上天的、不可抗拒的旨意，是出自对这张脸孔的憎恶，在这张脸孔上，我除了看见有残忍外，别无任何其他的东西。”
检察官坐下后好久一会儿，大厅里静寂无声。我因为闷热与惊愕而头昏脑涨。庭长咳了两声，清清嗓子，用低沉的声音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站了起来，由于我憋了好久，急着要说，说起来就有点没头没脑，我说并没有打死那个阿拉伯人的意图。庭长回答说，这是肯定的，又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搞清楚我为自己辩护的要领，我先说清楚导致我杀人的动因。我说得很急，有点儿语无伦次，自己也意识到有些可笑，我说，那是因为太阳起了作用。大厅里发出了笑声。我的律师耸了耸肩膀，马上，庭长就让他发言了。但他说，时间不早了，他的发言要好几个钟头，他要求推迟到下午再讲。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电扇不断地搅合着大厅里浑浊的空气，陪审员们手里五颜六色的小草扇全朝一个方向扇动。我觉得我的律师的辩护词大概会讲个没完没了。有一阵子，我是注意听了，因为他这样说：“的确，我杀了人。”接着，他继续用这种语气将夏秋，每次谈到我这个被告时，他都自称为“我”。我很奇怪，就弯下身子去问法警这是为什么，法警要我别出声，过了一会儿，他说：“所有的律师都用这个法子。”我呢，我认为这仍然是把我这个人排斥出审判过程，就把我化成一个零，又以某种方式，让他取代了我。不过，我觉得我已经离这个法庭很远了，而且，还觉得我的律师很可笑。他很快就以阿拉伯人的挑衅为由替我进行辩护，然后，他也大谈起我的灵魂。但我觉得他的辩才远远不如那位检察官。他这样说：“我本人，我也研究过被告的灵魂，但与监察机构这位杰出的代表相反，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可以说，这些东西是一目了然的。”他说，他看到我是一个正经人，一个循规蹈矩的职员，不知疲倦，忠于职守，得到大家的喜爱，对他人的痛苦富有同情心。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模范儿子，尽了最大的努力供养母亲。最后，由于希望老太太得到我的能力难以提供的舒适生活，才把她送进了养老院。他又补充说：“先生们，我很奇怪，有关人士竟对养老院议论纷纷，大加贬损。说到底，如果要证明养老院这种设施的用处与伟大，只需指出这些机构全是由国家津贴的就行了。0”不过，他没有谈到葬礼问题，我觉得这是他辩护词的一个漏洞。由于这些长篇大论，由于人们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没完没了地评论我的灵魂，我似乎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一片无颜无色的水，在它面前我感到晕头转向。
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正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的小贩吹响了喇叭，声音从街上穿过一个个大厅与法庭，传到了我耳边，对过去生活的种种回忆突然涌入我的脑海，那生活已经不属于我了，但我从那里确曾得到过我最可怜、最难以忘怀的快乐，如夏天的气味、我所热爱的街区、傍晚时的天空、玛丽的笑声与裙子。我觉得来到法庭上所做的一切都毫无用处，这使我心里堵得难受，只想让他们赶紧结束，我好回到牢房里去睡大觉。所以，我的律师最后大声嚷嚷时，我几乎没有听见。他说，陪审员先生们是不会把一个因一时糊涂而失足的老实劳动者送上死路的，他要求对我已犯下的罪行予以减刑，因为对我最实在的惩罚，就是让我终生悔恨。法庭结束辩论，我的律师筋疲力尽地坐下。但他的同事都走过来跟他握手，我听他们说：“棒极了，亲爱的。”其中的一人甚至拉我来帮腔：“嘿，怎么样？”我表示同意，但我的恭维言不由衷，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炎热了。我听见从街上传来的一些声音，可以想象已经有了傍晚时分的凉爽。大厅里的人都在那里等着，其实大家所等的事情只关系我一个人。我看了看整个大厅，情形与头一天完全一样。我又碰见了那个穿灰色上衣的新闻记者和那个像机器人的女子的目光。这使我想起了，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我都没有用眼光去搜索玛丽。我并没有忘记她，而是因为我要应付的事太多了。这时，我看见她坐在塞莱斯特与雷蒙之间，她向我做了个小小的手势，仿佛在说：“总算完了！”我看见她那略显忧伤的脸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我感到自己的心已经对外封闭，甚至无法回答她的微笑。
全体法官又回来了。庭长向陪审团很快地念了一连串问题。我听见有“杀人犯”“预谋”“可减轻罪行的情节”等。陪审团走出大厅，我也被带到我 原来在里面等候的那个小房间。我的律师也来了，他滔滔不绝，以从来没有过的自信心与亲切态度跟我说话。他认为一切顺利，我只需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即可完事。我问他，如果判决严厉的话，我是否还有上诉的机会，他对我说没有。他的策略是，诉讼当事人放弃提出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反感。他向我解释说，不能无缘无故就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也就同意了他的意见。其实，冷静地加以考虑，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否则，要耗费的公文状纸就会太多。我的律师又说：“无论如何，上诉是允许的，但我有把握，判决肯定对你有利。”
我们等了很久，大概有三刻钟。最后，又响起了铃声。我的律师先走了，走时对我说：“庭长要宣读对双方辩论的评语了，待一会儿，宣读判决词的时候，会让您进去的。”我听见一阵门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过，听不出离我多远。接着，我听见大厅里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读什么。铃声又一次响起，门开了，我一出现，大厅里就鸦雀无声，真是一片死寂，我看见那个年轻的新闻记者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我宣布，将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弄明白了审讯过程中我在所有听众脸上看到的表情意味着什么。我确信那就是另眼相看。法警对我很温和了。我这时什么都不想了。庭长问我是不是有话要说，我考虑了一下，说了声“没有”，立刻就被带出了法庭。
五
我已经是第三次拒绝接待指导神甫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说，我不想说话。反正我很快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逃避死刑，要知道判决之后是否能找到一条生路。当局又给我换了一间牢房。在这里，我一躺下，就可以望见天空，也只能望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看着天空中从白昼到黑夜色彩明暗的变化。躺着的时候，我双手枕在头下，等待着什么。我不知想过多少次，是否在那些被判死刑的罪犯中也曾有人逃脱了那部无情的断头机，挣脱了执法者的绳索，在处决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想时，我就责怪自己过去没有对那些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注意。世人对这类问题必须经常关注，因为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落在自己头上。像大家一样，我也看过一些报纸上的这类报道。但肯定会有一些这方面的专著，而过去我是从没有兴趣看的。也许在那些书里，我可以找到逃脱极刑的叙述。那我就会知道，至少有过那么一次，绞刑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者是出自某种难以防止的预谋，一个偶然事件与一个凑巧机遇发生了，仅仅只发生那么一次，最终改变了事情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对我就足够了，剩下的事自有我的良心去料理。报纸上经常高谈阔论对社会的欠债问题。照它们的说法，欠了债就必须偿还。但是，只在想象中欠了社会的债，就谈不上要偿还了。重要的是，要有逃跑的可能性，要一下就跳出那不容触犯的规矩，发狂地跑，跑，就可以给希望提供种种机会。当然，所谓希望，就是在街道的某处，奔跑之中被一颗流弹击倒在地。尽管作了这么一番畅想，但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去享受这种奇遇，所有的一切都禁止我作此非分之举，那无情的机制牢牢地把我掌握在手中。
虽然我善良随和，但也不能接受这判决咄咄逼人的武断结论。因为，说到底，在以此结论为根据的判决与此判决宣布之后坚定不移执行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判决在20点钟而不是17点钟宣布，就很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它是由一些煞有介事、换了新衬衣的人做出的，而且是以法兰西人民（既不是德国人民，也不是中国人民）的名义做出的，而法兰西人民这个概念并不确切，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就使得这个判决大大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从它被做出的那一秒种起，它就是那么确切无疑，严峻无情，像眼前我身体所依靠的牢房墙壁一样。
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妈妈对我讲过的一件有关我父亲的往事。我没有见过我父亲。对他这个人，我所知道的全部确切的事，也许要算妈妈告诉我得那些了：有一天，他去看处决一个杀人犯。他一想到去看杀人，心里就不舒服，但他还是去了，回来呕吐了一早晨。自从我听了这件事后，我对父亲就有点厌恶了。现在，我理解了，他当时那么做事很自然的事。我过去怎么没有看出执行死刑是最重要不过的事呢，怎么没有看出，使一个人真正感兴趣的，归根结底就是这么一件事呢！如果有朝一日我出了这个监狱。我相信，我这样想是错了，不该设想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一想到如果某一天早晨我自由了，站在警察的绳索后面，也可以说，是站在另外一边，充当观众来看热闹，看完之后又呕吐一场，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心头，但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胡思乱想，因为这样一想，我就感到全身冷得可怕，在被窝里缩成一团，牙齿打战，难以自持。
当然，谁也不可能做到永远理智。比方说，有好些次，我就指定其法律来。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重要的是要给被判决者一个机会。即使是千分之一的机会，也足以把很多的事情都安排好。这样，我觉得人就可以发明一种化学合成品，服用后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可使受刑者死去（我想到就是受刑者）。条件是，让受刑者本人事先知道。经过反复考虑，冷静权衡，我认为断头台的缺点就是没有给任何机会，绝对没有。一锤落定，绝无回旋，受刑者必死无疑。那简直就是一桩铁板钉钉的公案，一个不可更改的安排，一份已经谈妥了的协议，再没有回旋余地。如果由于特殊情况，那断头机失灵，那就得再砍一次。因此产生了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那就是被处决者还的期望断头机运转正常。我这里说的是不完善的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事情的确如此。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不能不承认，整个严密机制的全部奥秘也在于此。总而言之，被处决者在精神上不能不与整个机制配合。他要关心的就是一切运转正常，不发生意外。
我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有些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不知是什么原因，我长期来一直以为上断头台，要一级一级走上去。现在我认为，这是因为1798年大革命的缘故，也就是说，在这些问题上，人们教给我或让我是这么认识的。但是，有一天早晨，我回想起一张刊登在报纸上的照片，那是对一次轰动一时的处决场面的报道。实际上断头机就平放在地上，再简单不过。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小许多。我过去没有早看出这点，这真有点怪。照片上那台断头机外光上精密，完美，光洁闪亮，使我大感惊奇。一个人对他有所不了解的东西，总是会有一些夸张失真的想法。我应该看到，其实一切都很简单：断头机与被处决的人都在平地上，被处决的人朝机器走过去，他走到它跟前，就像碰见了另一个人一样。当然，这是件讨厌的事。登上断头台，想象力可以发挥作用，把这想象为升上天堂。实际上，断头机毁灭了一切，一个人被处死，无声无息，真有点丢脸，但准确无误，便捷了当。
还有两件事使我牵肠挂肚、年年难忘，那就是黎明与我的上诉。其实，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尽量不再去想它。我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努力对它感兴趣。它变成绿色时，就是黄昏来到了。我再努一把力，转移我的思路。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跳动，我不能想象伴随着我这么多年的心跳声，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想象出心跳声不再传到脑子里的那短暂的片刻。即使如此，我仍然是白费了力气，黎明与上诉还是萦绕脑际。我最后对自己说，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我知道，他们总是黎明时来提人。因此，我整夜全神贯注，等待黎明。我从来都不喜欢凡事突如其来，措手不及。要是有什么事发生，我更喜欢有所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在白天睡一睡，而整个夜晚都耐心地等候着日光照上天窗。最难熬的是朦朦胧胧的破晓时分，我知道他们都是此时此刻动手的。一过了午夜，我就等着。窥伺着。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多声音，没有分辨出过这么细微的声响。我可以说，在这段时期里，我总算还有运气，没有听见来提我的脚步声。妈妈过去常说，一个人即使倒霉也绝不会时时事事都倒霉。每当天空被晨光染上了色彩，新的一天又悄悄来到我牢房时，我就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因为，我本来是可能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本来也是可能紧张得炸裂的。甚至，最轻微的窸窣声也会使我奔到门口，把耳朵紧贴在门上，狂乱不知所措地等着，听见自己的呼吸粗声粗气，就像狗的喘气声，因而感到非常恐惧，但终究我的心没有被吓得炸裂，我又多活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认为我抓住了这个念头中最可贵的部分。我估量我所能获得的结果，我从自己的思考中自得其乐。我总是设想有最坏的可能，即我的上诉被驳回。“这样，我就只有死去。”死得比很多人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世人都知道，活着不胜其烦，颇不值得。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区别不大，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其他的男人与其他的女人就这么活着，活法几千年来都是这个样子。总而言之，没有比这更一目了然的了。反而，是我去死，不论现在也好，还是二十年以后也好。此时此刻，在我想这些事的时候，我颇感为难的倒是一想到自己还能活上二十年，这观念上的飞跃叫我不能适应。不过，在想象我二十年后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可以了，将来的事，将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然都要死，怎么去死、什么时间去死，都无关紧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我的上诉如遭驳回，我就应该服从。不过，对我来说，困哪的是念念不忘“所以”这个词所代表的是逻辑力量。
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可以说有了权力，以某种方式允许自己作第二种假设，即我获得特赦。麻烦的是，我必须使自己的血液与肉体，不要亢奋得那么强烈，不要因为失去理智的狂喜而两眼昏花。我还得竭力压制住叫喊，保持理智的状态。作此假设时，我也得表现得自然而然，以使得我放弃第一种假设显得较为合情合理。我这样做取得了成功，我也就有了一个钟头的平静，这么做毕竟也不是不简单的事。
也正是这样一个时刻，我再一次拒绝见指导神甫。我当时正躺着，从天空里的某种金黄色可以看出，黄昏已经临近。我刚好放弃了上诉，感到血液在全身正常流动，我不需要见指导神甫。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她已经好些日子没有写信给我了。这天夜晚，我反复思索，心想她大概是已经厌倦了给一个死刑犯当情妇。我也想到她也许是病了或者是死了。生老病死，本来就是常事。既然我跟她出了已经断绝的肉体关系之外别无其他任何关系，互相又不思念，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具体的近况呢？再说，从这时开始，我对玛丽的回忆也变得无动于衷了。如果她死了，我就不再关心她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我很清楚，我死后，人们一定就会忘了我。他们本来跟我就没有关系。我甚至不能说这样想是无情无义的。
想到这里时，指导神甫进来了。我一见他，就轻微地颤抖了一下。他看出来了，对我说不比害怕。我对他说他今天来没有按惯常的时间。他回答说，这是一次完全友好的访问，与我的上诉无关，事实上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坐在我的小床上，请我坐在他旁边。我拒绝了。不过，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和蔼。
他坐了一会儿，把手搁在膝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双手细长而又结实有力，使我联想到两头灵巧的野兽。他慢慢地搓着双手，然后，就这么坐着，老低着头，好久好久，有时我甚至忘了他还坐在那儿。
但是，他突然抬起头来，两眼直盯着我，问道：“您为什么多次拒绝我来探望？”我回答说我不信上帝。他想知道我对此是否有绝对把握，我说我没有必要去考虑，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他于是把身子往后一仰，背靠在墙上，两手放在大腿上，好像不是在对我说话，说他曾经注意到有的人总自以为有把握，实际上他并没有把握。我听了没有作声。他盯着我发问：“您对此有何想法？”我回答说有这种可能。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我真正感兴趣的事我是有绝对把握的，恰好，他跟我谈的事情正是我不感兴趣的。
神父移开目光，但始终没有改变坐姿，他问我是不是因为过分绝望，才这样讲。我向他解释我并不绝望，只是害怕，这也非常自然。“那么上帝会帮助您的，”他指出，“落到您这样境地的人，凡是我认识的，最后全皈依了上帝。”我承认这是他们的权利。这也表明他们有时间去那么做。至于我，我不需要帮助，也恰恰没有时间去关心我并不感兴趣的事。
这是，他有点恼火，双手摆了一下，又挺直身子，抚了抚教袍的褶皱。他整理完了，就对我说话，并以“我的朋友”相称，表示这样同我交谈，并不是因为我被判处了死刑；依他之见，我们世人无不被判处死刑。然而，我却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这不能同日而语，而且，无论如何，这不可能成为一种安慰。“当然了，”他表示赞同，“但是您今日不死，他日也必死无疑。到那时，还是面对同一个问题。您要如何应付这种可怕的考验呢？”我回答说：“到那时，我也会丝毫不差地像此刻这样应付。”
听到这话，他当即站起身，直视我的眼睛。这种把戏我领教多了。我经常跟埃马努埃尔或者塞莱斯特以此取乐，总的来说，是他们先移开目光。神父也擅长此道，我立刻就明白了这一点：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他对我说话时，声音也毫不颤抖：“难道您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吗？难道您活着的时候，就想着您要完完全全死去吗？”“对。”我回答道。
于是，他垂下脑袋，重又坐下。他对我说，他是可怜我。他认为一个人这样生活，是不可能忍受的。而我仅仅感到，我开始烦他了。我也移开目光，走到天窗下面，肩头倚在墙上。我不大注意听他讲话了，只听见他开始问我了。他讲话的声音显得不安而急切。我明白他动了感情，也就多用心听了。
神父对我说，他确信我的上诉能够获准，但是我必须卸掉一桩罪孽的重负。在他看来，人类的正义微不足道，而上帝的正义才至关重要。我则指出，正是前者判处了我死刑。他回答我说，即便如此，也并不能洗刷我的罪孽。我就对他说，我不晓得什么是罪孽，他们只告诉我是罪犯。我犯了罪，就付出代价，别人就不能再向我提出任何要求了。这时，他又站起来，我便想在如此狭小的牢房里，他若想活动，别无选择，要么坐下，要么站起身。
我两眼盯着地面。他朝我走了一步，又停住了，仿佛不敢往前走了。他那目光透过铁窗望着天空。“您错了，我的儿子，”他对我说道，“可以向您提出更多的要求。也许可以向您提出这样的要求。”“什么要求呢？”“可以要求您瞧一瞧。”“瞧什么？”
神父扫视一下四周，他回答的声音，让我突然听出十分疲惫了：“我知道，所有这些石头都渗出痛苦。每次看到这些石头，我都深感惶恐不安。然而，我从内心深处了解，你们当中最悲惨的人，也看见过从石头的幽暗中出来一张神圣的面孔。要求您瞧的就是这张面孔。”
我上来一点情绪，说一连几个月，我都瞧着这些石墙，我所熟悉的程度，远远胜过世上任何人、任何东西。很久以前，也许我曾在这上面寻找过一张面孔。但是那张脸闪耀着阳光的色彩、欲望的火焰：那正是玛丽的面孔。我寻找过。但是徒劳无益。现在，已经结束了。不管怎样，这石墙只渗出汗来，我没有看见出现任何东西。
神父一脸忧伤地看了看我。现在我干脆背靠墙壁，额头接住流泻下来的阳光。他讲了什么话，我没有听清，他又急速地问我是否允许他拥抱我。“不。”我答道。他转过身去，走向另一面墙壁，换换地抬手按在上面，喃喃说道：“您就如此热爱这片大地吗？”我一言不发。
神父背向我站了许久。有他待在眼前，我感到压抑和恼火。我正要请他离开，不要管我，他却转过身来，突然爆发，冲我高声说道：“不，我不能相信您说的话。我确信您一定盼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说这是自然，不过，这比起盼望发财，盼望游泳速度快些，或者生有一张更好看的嘴来，也不见得更为重要。都可以归为同一类事。可是，他截住我的话头，想要问问我怎么看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冲他嚷道：“就是我再那种生活里，能够回忆这种生活。”紧接着又对他说，我已经烦了。他还跟我谈上帝，可是，我却走到他跟前，试图最后一次向他解释，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愿意把这点时间耽误在上帝身上。他还尽量转移话题，问我为什么称他“先生”，而不称他“我的父亲”，这话又把我的火供起来，我回答说他不是我的父亲，他到别人那里充当父亲去吧。
“不，我的儿子，”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道，“我和您在一起。但是，您有一颗迷失的心，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我将为你祈祷。”
这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有什么东西爆破了。我开始扯着嗓子叫喊，我还辱骂他，告诉他不要祈祷。我揪住了他那教袍的领口，将我内心里的东西全倾泻到他身上，同时连蹦带跳，掺杂着痛快和气恼。他那样子那么确信无疑，对不对？然而，他确信的那些事，任何一件也不如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活在世上，既然他活着跟个死人一样。我呢，看样子两手空空个，但是我能把握住自己，把握住一切，比他有把握，我能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把握住即将到来的死亡。对，我只有这种把握了。可我至少掌握了这一真理，正如这一真理掌握了我一样。从前我是对的，现在还是对的，我总是对的。我以某种方式生活过，也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生活。我干过这事，而没有干过那事。我没有做某件事，却做了另一件事。还怎么样呢？我生活的整个过程，就好像在等待这一时刻和这个黎明：终将证明我是对的。无论什么，什么都不重要，我也完全清楚为什么。他也同样了解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这荒诞的一生中，一种捉摸不定的灵气，从我的未来的幽深之处朝我冉冉升起，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而这股灵气所经之处，便抹平了我生活过并不更为真实的那些年间别人给我的种种建议。其他人死亡，一位母亲的爱，跟我有什么大关系，神父的上帝，别人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跟我又有什么大关系，既然唯一的命运注定要遴选我本人，并且随同我也遴选像他那样自称我兄弟的千千万万幸运者。他是否明白呢？所有人都是幸运者。其他人也一样，有朝一日也会被判处死刑。他也同样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他被指控杀了人，却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流泪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萨拉马诺的狗抵得上他的妻子。那个自动木偶式的矮小女人，跟马松娶的那个巴黎女人，或者跟渴望我娶她的玛丽，都同样有罪。雷蒙和比他更好的塞莱斯特，都同样是我的好哥们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玛丽今天把嘴递给另一个默尔索，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个也被判处死刑的人，究竟明白不明白，从我未来的幽深之处……这番话我喊叫出来，已经喘不上气了。不过，看守们已经从我手中拉开神父，并且向我发出威胁。神父则让他们冷静下来，并且默默地注视我片刻，满眼都是泪水。接着，他转身离去了。
他一走，我也就恢复了平静。我筋疲力尽，扑倒在小床上。想必我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满脸映着星光。乡野的万籁一直传到我耳畔。夜的气味、大地的气息和海水的盐味，清凉了我的太阳穴。这沉睡的夏夜美妙的静谧，如潮水一般涌入我的心田。这时候，黑夜将尽，汽笛阵阵鸣叫，宣告航程启程，驶往现在与我毫无关系的世界。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妈妈。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她到了生命末期还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她还玩起重新开始的游戏。在那边，在那边也一样，在一些生命行将熄灭的养老院周围，夜晚好似忧伤的间歇。妈妈临死的时候，一定感到自身即将解脱，准备再次经历这一切。任何人，任何人都无权为她哭泣。我也同样，感到自己准备好了，要再次经历这一切。经过这场盛怒，我就好像净除了痛苦，空乏了希望，面对这布满征象的星空，我第一次敞开心扉，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感受到这世界如此想我，总之亲如手足，我就觉得自己从前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求尽善尽美，为求我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我只期望行刑那天围观者众，都向我发出憎恨的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