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
我被捕之后，立即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都是关于身份问题之类的询问，时间都不长。头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过了八天，预审法官来了，他倒是好奇地打量了我一番。但作为开场白，他只询问了我的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年月与出生地点。然后，他问我是否找了律师。我说没有，我问他是否一定要找一个才行。“您为什么这么问？”他说。我回答说，我觉得我的按在很简单。他微笑着说：“您这是一种弄个看法，但是，法律是另一回事。如果您自己不找律师，我们就指派一位给您。”我觉得司法部门还管这类细枝末节的事，真叫人感到再方便不过。我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告诉了这位法官，他表示赞同，并认为法律的确制定的很完善。
开始，我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间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下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阴影中。我过去在一些书里读到过类似的描写，在我看来，这些司法程序都是一场游戏。在我们进行谈话后，我端详了他一番，我看清楚他是一个面目清秀的人，蓝色的眼睛深陷在鼻梁旁，身材高大，蓄着长长的灰色唇髻，头发浓密，几乎全都白了。我觉得他很通情达理，和蔼可亲，虽然脸上不时有神经性的抽搐扯动他的嘴巴。走出房间的时候，我甚至想去跟他握手，但我马上想起来我是杀过人的罪犯。
第二天，有位律师来狱中探视我。他矮矮胖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天气很热，我没有穿外衣，他却穿着深色的套装，衬衣的领子硬硬的，系着一根乖乖的领带，上面有黑白两色的粗条纹。他把夹在胳臂下的公文包放在我的床上，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已经研究了我的案卷。我的案子很棘手，但如果我信任他的话，他有胜诉的把握。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现在咱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调查了我的个人生活，知道我妈妈前不久死在养老院。他们专程到马郎戈做过调查，预审推事们了解到我在妈妈下葬的那天“表现得无动于衷”。这位律师对我说：“请您理解，我实在不便启齿询问此事，但事关重要。如果我做不出什么解释的话，这将成为起诉您的一条重要依据。”他要我帮他了解当天的情况。他问我，当时我心里是否难过。他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惊讶，我觉得假若是我在问对方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感到很尴尬的。但是，我却回答说，我已经不习惯对过去进行回想了，因此很难向他提供情况。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这并不说明什么。所有身心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设想期待过自己所爱的人的死亡。我说到这里，律师打断我的话，并显得很焦躁不安。他要我保证不在法庭上说这句话，也不再预审法官那里说。我却向他解释说，我有一个天性，就是我生理上的需要常常干扰我的感情。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又疲劳又发困，因此，我没有体会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是不愿意妈妈死去的。但我的律师听了这些话并不显得高兴。他对我说：“仅这么说是不够的。”
他考虑了一下。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天我是控制住了自己悲痛的心情。我对他说：“不，因为这是假话。”他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看了我一眼，好像是我有点儿使他感到厌恶了。他几乎是不坏好意地对我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与有关人员，将作为证人陈述当时情况，那将会是我“极为难堪”。我提醒他注意，安葬那天的事与我的犯案毫无关系。但他只回答说，显而易见的是我从未与司法打过交道。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他别走，向他解释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而并非他的强硬辩护，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也就是自然而然、通情达理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出了我已经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没有理解我，他对我有点反感。我挺想向他说明，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和大家一样。但是，说这些话，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费口舌。
过了不久，我又被带到预审法官面前。当时是下午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亮堂堂的，只有一层纱帘挂在窗口。天气很热。他要我坐下，很彬彬有礼地告诉我，我的律师因为“临时不凑巧”而不能来，但我有权将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沉默，等我的律师将来在场时再回答。我对他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手指按了按桌子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员进来了，几乎就在我的背后坐下。
我与预审法官都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询问开始了。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人，他想知道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于是我就不说。”他像上次那样笑了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马上，他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事无关紧要。”他沉默了一下，看了看我，然后，有点突如其来，把身子一挺，快速地说了一句：“我感兴趣的，是您本人。”我不太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就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在您的行为中，有些事情叫我搞不明白。我相信您会帮助我来理解。”我说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很简单。他要我把那天枪杀的事情复述复述。我就把上次曾经给他讲过的过程又讲了一遍：雷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以及开了五枪。我每讲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表示确认说：“很好”。而我呢，这么一个老故事重复来重复去，真叫我烦透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说他对我感兴趣，如果上帝开恩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这样做之前，他还想向我提几个问题。没有绕弯子，他直接了当问我爱不爱妈妈。我说：“爱，跟常人一样。”书记员一直很有节奏地在打字，这时大概是按错键盘，因而有点慌乱，不得不退回去重来。预审法官的提问看起来并无逻辑联系，他又问我，我那五枪是否是连续射出的，我想了想，断定先是开了一枪，几秒后，又开了四枪。对此，他问道：“您为什么在第一枪之后，停了一停才开第二枪？”这时，那一天火红的海滩又一次显现在我眼前，我似乎又感到自己的额头正被太阳炙烤着。但这一次我什么也没有回答。接下来就是一阵沉寂，预审法官显得烦躁不安，他坐下去，搔了搔头发，把胳臂支在桌子上，微微向我俯身过来，神情古怪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向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对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预审法官双手放在额头上，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有点儿异样了：“为什么，您得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我一直沉默不语。
突然，他站起身来，大步走到办公室的尽头，拉开档案柜的一个抽屉，取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朝我走，一边晃动着十字架。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在颤抖了，他大声嚷道：“您认得这个吗？我手里的这个。”“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急促而充满了激情地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他的信念是，任何人的罪孽再深重，也不至于得不到上帝的宽恕。但是，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他就得悔过，变得像孩子那样心灵纯净，毫无保留地接受神意。他整个身子都伏在桌上，几乎就在我的头上晃动着十字架。说老实话，他的这番论证，我真难以跟上，首先是因为我感到很热，又因为他这间房子里有几只大苍蝇正落在我脸上，还因为他使我感到有点可怕。与此同时，我觉得他的论证也是可笑的，因为不论怎么说，罪犯毕竟是我。但他仍在滔滔不绝。终于我差不多听明白了，那就是，在他看来，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我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其实一切都很明白，只有这一点，他一直没有……没有搞懂。
我正要对他说，他讲的这点并不那么重要，他如此钻牛角尖实在没有道理。但他打断了我，挺值了身子，又一次对我进行说教，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相信。他愤怒地坐下。他反驳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叛了上帝的人也信仰。这就是他的信念，如果他对此也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他的生活也就失去意义了。他嚷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在我看来，这是他自己的事，与我无关。我把这话对他说了。但他已经越过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戳到我的眼皮底下，疯狂地叫喊到：“我，我是基督徒，我祈求基督宽恕你的过错，你是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上十字架的？”我清楚地注意到他已经称呼我为“你”了，而不是“您”了，但我对他的一套已经腻烦了。房间里愈来愈热。像往常那样，当我听某个人说话听烦了，想要摆脱他时，就装出欣然同意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以为自己大获全胜，得意扬扬起来：“你瞧，你瞧，你现在不是也信上帝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啦：”我又一次说了声“不”。他颓然往椅子上一倒。
他显得很疲倦，待了好一会儿没有吭声。打字机一直紧追我们的对话，这时还在打最后的那几句。他全神贯注地盯着我，带点儿伤心的神情，低声说：“我从没有见过像您这样冥顽不化的灵魂，所有来到我面前的犯人，见了这个十字架，都会痛哭流涕。”我正想回答说，这正是因为他们都是罪犯，但我立刻想到我也跟他们一样。罪犯这个称呼，我一直还习惯不了。法官站起身来。好像是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显得有点儿厌倦，只是问我是否对自己的犯案感到悔恨，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我感到某种厌烦。当时我觉得他并没有听懂我这句话。不过，谈话没有继续下去，这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在此之后，我经常见到预审法官，只不过，每次都由我的律师陪同。他们限于要我对过去重述过得内容的某些地方再加以确认，或者是预审法官与我的律师讨论对我的控告罪名。但在这些时候，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渐渐地，这类审讯的调子改变了。预审法官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已经以某些方式把我的案子归类入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像第一天那么激动过。结果，我们的交谈变得较为亲切诚挚了。提几个问题，稍微与我的律师谈谈，一次次审讯就这么了事。照预审法官的说法，我的案子一直在正常进行。有几次，当他们谈一般性问题的时候，还让我也参加议论。我开始松了一口气。在这些时候，没有人对我不好，一切都进行得很自然，有条不絮，恰如其分，甚至使我产生了“亲如一家”这种滑稽的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使我颇感惊奇的是，有那么不过的几次竟是我生平以来最叫我高兴的事：每次，预审法官都把我送到他的办公室门口，拍拍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吧，反基督先生。”然后让法警把我带走。
二
有一些事情我从来是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将来我不会喜欢谈及我这一段生活。
过了些时候，我觉得对此段生活有无反感不重要。实际上，在开始的几天，我并不像是真正在坐牢，倒像是在模模糊糊等待生活中某个新的事件。直到玛丽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视我之后，监狱生活的一切才正式开始。那时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她在信里告诉我，当局不允许她再来探视我，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从这天起，我才感受到我是关在监狱里，我的正常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被捕的那天，先被关在一个已经有几个囚犯的牢房里，他们多数是阿拉伯人，看见我进来都笑了，接着就问我犯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一听就不再吭声了。但过了一会儿，天黑了，他们又向我说明如何铺睡觉用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就可以当做一个长枕头。整整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来爬去。过了几天，我被隔离在一间单身牢房里，有一张木板床，还有一个木制马桶与一个铁质的脸盆。这座监狱建在本城的高地上，通过一扇小窗，可以望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住铁栅栏，脸朝着有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走进来，对我说以为女士来探视我。我猜是玛丽，果然就是她。
要到探视室去，得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上一段楼梯，再穿过一条通道。我走进一个明亮的大厅，充足的光线从一扇宽大的窗口投射进来。两道大铁栏杆横着把大厅截成了三段，两道铁栏杆之间有八到十米的距离，将探监着与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就在我的对面，穿着带条纹的连衣裙，脸晒成了棕褐色。跟我站在一排的，有十来个囚徒，大多是阿拉伯人。玛丽的旁边全是摩尔人，紧靠着的两人，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她身穿黑衣，嘴唇紧闭，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她说起话来指手画脚，嗓门儿很大。因为铁栏杆之间隔着一大段距离，探监者与囚徒都不得不提高嗓音对话。我一走进大厅，就听见一大片嗡明声在高大光秃的四壁之间回荡，强烈的阳光从天空倾泻到玻璃窗上，再反射到大厅里，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单身牢房又寂静有阴暗，来到大厅里，得有好一会儿才能适应。最后，我终于看清了显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脸孔。我注意到有一个看守坐在两道铁栏杆之间隔离带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徒与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这些人都不大叫大嚷。虽然大厅里一片嘈杂声，他们仍然低声对话而能彼此听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底下往上升起，汇入在他们的头上回荡的对话声浪，构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低音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朝玛丽走去时敏锐注意到的。这时，她已经紧贴在铁栏杆上，努力朝我微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表达出这个心意。
“怎么样？”她大声问我。
“就这个样子。”
“身体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
“好，都有。”
我俩一时无语，玛丽始终在微笑着。那个胖女人一直对着我旁边的一个人高声大叫，那人肯定是她的丈夫，他个子高大，头发金黄色，目光坦诚。他们的对话早已开始，我听到的只是一个片段：
“让娜不愿意要他！”那女人扯开嗓子嚷嚷。
“我知道，我知道！”那男人说。
“我对她说你出来后会再雇他的，她还是不愿意要他。”
玛丽也高声告诉我雷蒙向我问好，我答了声：“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旁边那个男人盖过了，他在大声问道：“他近来可好？”他的女人笑着回答说：“他的身体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过。”我左边的是一个小个子年轻人，他有一双纤细的手，一直沉默不语。我注意到他的对面是一个小个子老太太，他们两人非常专注地注视着。但这时，我没有工夫再去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在高声对我喊，要我抱有希望。我说了声“对”，同时，我定睛望着她，真想隔着裙子搂住她的肩膀，真想抚摸她身上细软的布料，我没有明确意识到，除此之外我还该抱有什么其他的希望。但这一点肯定也是玛丽刚才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向我微笑。我只看着它发亮的牙齿与她笑眯眯的眼睛，她又喊道：“你会出来的，你一出来，我们就结婚。”我回答说：“你相信吗？”我这不过是没话找话而已。她于是急促而高声地说她相信，她相信我将被释放，我们还将一同去游泳。旁边的那个女人又吼叫起来，说她有个篮子遗放在法院的书记室里，说篮子里放了哪些哪些东西，她得去清点查对一下，因为那些东西都很贵。另一旁的那个青年和他母亲两人仍相视无语。阿拉伯人仍蹲在地上继续低声交谈。大厅外的阳光似乎愈来愈强，照射在窗户上闪闪发亮。
我一直感到有点儿不舒服，真想离开大厅。噪声使人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挺想和玛丽多待一阵子。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玛丽对我讲她的工作，她一直不断地微笑着。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混成一片。只有我身旁的小个子青年与他母亲之间，仍是无声无息，就像孤立于喧嚣海洋中的一个寂静的小岛。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一带走，其他的人就都不作声了。那个小个子老太太靠近铁栏杆，这时，一个看守向她儿子做了个手势，他说了声：“再见，妈妈！”那老太太把手伸进两道栏杆之间，向儿子轻轻摆了摆手，动作缓慢。
老太太一出大厅，立刻就进来了一个手里拿着帽子的男人，补提她留下来的空位，看守则又带进另一个囚犯。这两人开始热烈交谈，但压低了声音，因为大厅已经安静下来了。看守又过来领走我右边的那个男人，他的老婆仍然扯着嗓子对他说话，全然没有注意到此时已经用不着提高嗓门儿了，她叫道：“好好照顾你自己，小心！”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玛丽做出吻我的姿势。我在走出大厅之前又回头去看她，她站着未动，脸孔紧紧贴在铁栏杆上，仍然带着那个强颜的微笑。
就在这次见面之后不久，她给我写了那封信。从收到这封信起，那些我从来不喜欢谈及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不论怎么说，谈这些事不该有任何夸大，我要做到这一点倒要比做别的事容易。在入狱之初，最叫我痛苦难受的是我还有自由人意识。例如，我想到海滩上去，想朝大海走去，想象身体跳进海水时的解脱感，这时，却突然意识到自己是禁闭在牢房的四壁之中。但这种不适应感只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只有囚犯意识了。我期待着每天在院子里放风或者律师来和我晤谈。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想，如果要我住在一颗枯树的树干里，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抬头望望天空的流云，日复一日，我逐渐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淖尔阵阵飞起，云彩聚散飘忽，就像我在牢房里等着我的律师戴着奇特的领带出现，或者就像我在自由的日子里耐心地等到星期六而去拥抱玛丽的肉体。更何况，认真一想，我并没有落到在枯树干里度日的地步。比我更不幸的人还多着呢，不过，这是妈妈的思维方式，她常这么自宽自解，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而且，一般来说，我还没有到此程度。头几个月的确很艰难，但我所做出的努力使我渡过了难关。例如，我老想女人，想得很苦。这很自然，我还年轻嘛。我从来都不特别想玛丽，但我想某一个女人，想某一些女人，想我曾经认识的女人，想我爱过她们的种种情况，想得那么厉害，以至我的牢房里都充满了她们的形象，到处都萌动着我的性YU。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使得我的精神骚动不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却又帮我消磨了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同情，每天开饭的时候，他都与厨房的工友一道进来，正是他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对我说，这是其他囚犯也经常抱怨的头一件大事。我对他说我也如此，并认为这种待遇是不公正的。他却说：“但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你们投进监狱。”
“怎么，就是为了这个？”
“是的，什么是自由，女人就是自由呀！你们被剥夺了这种自由。”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层。我对她表示同意，我说：
“的确如此，要不然惩罚从何谈起？”
“您说的对，你懂这个理，那些囚犯都不懂，不过，他们最终还是自行解决了他们的性YU问题。”看守长说完这话就走了。
还有，没有烟抽也是一个问题。我入狱的那天，看守就剥走了我的腰带、我的鞋带、我的领带，搜空了我的口袋，特别是其中的香烟。但进了单人牢房，我要求他们还给我。但他们对我说，监狱里禁止抽烟。头些天，我真难熬，这简直就叫我一蹶不振。我只好从床板撕下几块木头来吮咂。那一整天我都想呕吐。我不理解为什么监狱不许抽烟，抽烟对谁都没有危害啊。过了些日子，我明白了这就是惩罚的一部分。但这时我已经习惯于不抽烟了，因此，这种惩罚对我也就不再成其为一种惩罚啦。
除了这些烦恼，我还不算太不幸。最根本的问题，我再说一遍，仍是如何消磨时间。自从我学会了进行会议，我终于就不在感到烦闷了。有时，我回想我从前住过的房子，我想象自己从一个角落出发，在房间里走一圈又回到原处，心里厉数在每一个角落里见到的物件。开始，很快就数完了一遍。但我每来一遍，时间就愈来愈长。因为我回想起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家具上陈设的每一件物品，每一件物品上所有的局部细节，如上面镶嵌着什么呀，有什么裂痕啊，边缘有什么缺损啊，还有涂的是什么颜色，木头的纹理如何呀等等。同时，我还试着让我的清单不要失去其连贯性，试着不遗漏每一件物品。几个星期之后，单单是数过去房间里的东西，我一数就能消磨好几个钟头。这样，我愈是进行回想，愈是从记忆中挖掘出了更多的已被遗忘或当时就缺乏认识的东西。于是我悟出了，一个人即使只生活过一天，他也可以在监狱里待上一百年而不至于难以度日，他有足够的东西可供回忆，绝不会感到烦闷无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愉快。
还有睡觉问题。开始，我夜里睡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地，我夜里睡得好了，白天也能睡得着。我可以说，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都能睡上十六到十八个钟头。这样，我就只剩下六个钟头要打发了，除了吃、喝、拉、撒，我就用回忆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来消磨时间。
有一天，我在床板与草褥之间。发现了一块旧报纸，它几乎与褥垫粘在一起，颜色发黄，薄得透明。那上面报道了一桩社会新闻，缺了开头，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个人早年离开自己的村子，外出谋生。过了二十五年，他发了财，带着妻儿回家乡。为了要让她们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把自己的妻子与儿子留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则住进他母亲的旅馆。进去时，母亲没有认出他。他想开个大玩笑，就特意租了一个房间，并亮出自己的钱财。夜里，他的母亲与妹妹为了谋财，用大锤砸死了他，把尸体扔进了河里。第二天早餐，他的妻子来了，懵然不知真情，通报了这位店客的姓名。母亲上吊自尽，妹妹投井而死。这则报道，我天天反复阅读，足足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桩事不像是真的，另一方面，却又自然而然。不论怎样，我觉得这个店客有点咎由自取，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
就这样，我睡大觉，进行回忆，读那则新闻报道，昼夜轮回，日如一日，时间也就过去了。我过去在书里读到过，说人在监狱里久而久之，最后就会失去时间观念。但是，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一直不理解，在何种程度上，既可说日子慢慢难挨，又可说苦短无多。日子，过起来当然就长，但是拖拖拉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最后，就混淆缓成了一片。每个日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名字。对我来说，只有“昨天”与“明天”这样的字，才具有一定的意义。
有一天，看守对我说我入狱已经有五个月了，我相信他说得很准确，但对此我颇不理解。在我看来，这五个月在牢房里，我总是过着一模一样的一天，总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天，看守走了后，我对着我的铁饭盒照了照自己，我觉得，我的样子显得很严肃，即使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晃了晃那饭盒，又微笑了一下，但照出来的仍是那副严肃而忧愁的神情。天黑了，这是我不愿意谈到的时间，是无以名状的时间，这时，夜晚的嘈杂声从监狱各层升起，而后复归于一片寂静。我走近天窗，借着最后的亮光，又照了照自己的脸。神情老是那么严肃。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我一直就很严肃。但这时，我几个月来第一次清晰地听见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辨识出这就是好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的声音，我这才明白，在这一段日子里，我一直在自言自语。于是，我回想起妈妈葬礼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不，出路是没有的，没有人能想象出监狱里的夜晚是怎么样的。
三
我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过得也很快。我知道，天气开始愈来愈热时，我就会碰到若干新的情况。我的案子定在重罪法庭最后一轮中审理，这一轮将于6月底结束。开庭进行公开辩论时，外面的太阳正如火如荼。我的律师向我保证，审讯不会超过两三天。他补充说：“再说，到那时，法庭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您的案子并不是那一轮中最要紧的一桩。在您之后，紧接着就要审一桩弑父案。”
早晨7点30分，执法人员来提我，囚车把握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带进一间阴凉的小房间，我们坐在一扇门旁候着，隔着门，可以听到一片谈话声、叫唤声、挪动椅子声，吵吵嚷嚷的，使我觉得像本区那些节日群众聚会、音乐演奏完之后，人们就一哄而上清理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的一人递给我一支烟，我谢绝了。不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心里害怕”。我回答说不。我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挺有兴趣见识见识如何打官司，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打官司呢。另一个法警接我的话茬说：“这倒也是。不过，见多了就累得慌。”
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大门，带我走到被告席上。整个大厅里的人爆满。尽管窗口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大厅里的空气已经很闷热了。窗户仍然都关着。我做下来，两名法警一左一右看守着我。这时，我才看清我面前有一排面孔，他们都紧盯着我，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陪审员，但我说不清这些面孔彼此之间有何区别。我只是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电车上，对面座位上有一排不认识的乘客，他们审视着新上车的人，想在他们身上发现有什么可笑之处。我马上意识到我这种联想很荒唐，因为我面前这些人不是在找可笑之处，而是在找罪行。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并不大，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门窗紧闭的大厅里拥挤着这么多人，这真有点使我头昏脑涨。我朝法庭上望了望，没有看清楚任何一张面孔。我现在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料想到，整个大厅的人挤来挤去，全是为了来瞧瞧我这个人的。平时，世人都没有注意到我。来到法庭上，我总算明白了，我就是眼前这一片骚动的原因。我对法警表示惊讶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炒作的结果。他给我指出坐在陪审员席位下一张桌子旁边的一伙人，说：“他们就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社的人呀！”他认识其中一个记者，那人也瞧见了他，并向我们走来。此人年纪不轻，样子和善，长着一副滑稽的面孔。他很热情地跟法警握了握手。这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见面问好，打招呼，进行交谈，就像在俱乐部有幸碰见同一个圈子里的熟人那样兴高采烈。我也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觉得我这个人纯系多余，有点像个冒失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却笑眯眯跟我说话了，他希望我一切顺利。我向他到了声谢谢，他又说：
“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渲染得有点儿过头了。夏天，这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的案子与那桩弑父案还有点儿可说的。”
接着，他指给我看，在他刚离开的那一堆人中，有一个矮个子，那人像一只肥胖的银鼠，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他告诉我，此人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他说：
“不过，他不是专为您而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报社也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捎带上。”
说到这里，我又差点儿要向他道谢了。但一想，这不免会显得很可笑。他亲切地向我摆了摆手，就离去了。接着，我们又等候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场了，他穿着法院的袍子，由好几个同事簇拥着。他向那些记者走去，跟他们握手，互相打趣说笑，都显得如鱼得水，轻松自在，直到法庭上响起铃声为止。于是，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我的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发言，剩下的事则由他来代劳。
在左边，我听见椅子往后挪动的声音，我看见一个细高身材的男人，身披红色的法袍，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理了理法袍做了下来。此人就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电扇开始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声响。三个审判员，两个穿黑衣，一个穿红衣，夹着卷宗走进了大厅，快步向俯视着全场的审判台走去。穿红衣的庭长坐在居中的高椅上，把他那顶直筒无边的高帽放在面前，用手帕拭了拭自己小小的秃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手中握笔，他们的表情都冷漠超然，还带点嘲讽的样子。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特别年轻的，穿一身灰色法兰绒衣服，系一根蓝色领带，把笔放在自己面前，眼睛一直盯着我。在他那张有点不匀称的脸上，我只注意到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它专注地审视着我，神情难以捉摸。而我也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我不懂法庭上的程序，我对后来进行的一切都没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提问，向检察官、向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的时候，陪审员安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席），然后是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只听清楚了其中的地名与人名，然后，又是向律师提问。
这时，庭长宣布传讯证人。执达员念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名字，从那一大片混混沌沌的人群中，我看见证人们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与门房、多玛·贝雷兹老头、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向我轻轻做了一个表示焦虑的手势。我还在纳闷儿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最后，念到塞莱斯特的名字，他也跟着站起来了。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店见过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她扔穿着那件夹克衫，一副一丝不苟、坚决果敢的神气。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但我来不及考虑什么，因为庭长开始发言了。他说双方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用不着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声称，他的职责是引导辩论进行得公平合理，以客观的精神来审视这个案件，陪审团的裁决亦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将坚决排除对法庭秩序的任何干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干扰。
大厅里越来越闷热，我看见好些在场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这样，就造成了一阵持续不断的纸张哗啦哗啦声。庭长做了一个手势，执达员很快就拿三把稻草编织的扇子，三位法官立刻就扇将起来了。
对我的审问开始了。庭长语气平和地向我发问，甚至我觉得他带有一丝亲切感。虽然我不厌其烦，他还是先要我自报身份、籍贯、年龄。我自己一想，这也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万一把某甲当作某乙来审一通，岂不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接着，庭长又开始复述了我所犯下的事情，每念三局就问我一声：“是这样的吗？”对此，我总是根据律师的嘱咐来回答说：“是的，庭长先生。”这一个程序拖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庭长复述得很详细。再次过程中，记者们都在作笔录。我感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与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个子女人，一直用眼光盯着我。像坐在电车板凳上的一排陪审员全都转身向着庭长，专心倾听。庭长咳嗽一声，翻阅了一下卷宗，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涉及几个表面上跟案子无关，但实际上是关系颇大的问题。我知道他也要谈妈妈的问题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对此是厌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因为没有钱雇人照料她的生活起居。他又问我，就我个人而言，这样做是否使我心里难过，我回答说，不论是我妈妈还是我自己，并不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而且也不期望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两人都已经习惯我们这种新式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个问题，接着，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的问题要向我提出。
检察官半转过身来，没有正眼瞧我，说如果庭长准许的话，他想知道我当时独自回到泉水那里，是否怀有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我说：“没有。”他又说：“既然如此，那当事人为什么要带着武器，而且偏偏直奔这个地方呢？”我说纯属偶然。检察官着重强调了一句，语气阴坏阴坏的：“暂时就说这些。”接着，事情进行的有些凌乱，至少我有这种感觉。经过一番私下磋商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则推迟到下午进行。
我没有时间做过多考虑，他们就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午饭。这且进行得匆匆忙忙，没有花什么时间，待我刚来得及感到很累的时候，他们又来提我上庭了。一切都重来一遍，我被带进的大厅，面对着同样那些面孔。不同的只是大厅里更加闷热了，就像发生了奇迹一样，每个法官、检察官、我的律师与一些记者，都手执一把草扇。那个年轻的记者与那个瘦小的女士也已在座，但这两人却不扇扇子，而是仍然一言不发地紧盯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知道我听见传呼养老院院长上庭作证时，我才稍微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场合与处境。检察官问他我的妈妈对我是否常有怨言，他说是的，但又补充说，经常埋怨自己的情人，这差不多是养老院的老人普遍都有的怪癖。庭长要他明确指出妈妈是否对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一事有怨言，院子也回答说是。但对这个问题，他没有作补充说明。接着，庭长又向他提出另一个门体，对此，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的平静深感惊讶。然后，他又被问及他所说的平静是指什么，他看了看自己的鞋尖，说是指我不愿意看妈妈的遗容，我没有哭过一次，下葬之后立刻就走，没有在坟前默哀。他说，还有一件事使他感到惊讶，那就是殡仪馆的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具体岁数。说到这里，大厅里一时寂静无声，庭长要养老院院长确认所讲的就是我，院长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这就是法律。”接着，庭长又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了，检察官大声嚷道：“噢！没有了，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如此响亮，他的目光如此扬扬得意，朝我一扫，使得我多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念头，因为我感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厌恶我。
庭长又问了陪审团与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要问，然后要养老院的门房上庭作证。门房也像其他人那样，履行了同样的程序。走过我面前时，他敲了我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他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见妈妈的遗容，说我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我真正有罪。庭长要门房把喝牛奶咖啡与抽烟的经过再复述了一遍。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烁着嘲讽的目光。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当时是否跟我一样抽烟来着。但检察官猛然站起来，激烈反对这个问题说：“在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削弱证词的力量而不惜给证人抹黑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做法，但这份证词是无可辩驳的，并不因抹黑伎俩而减色！”尽管如此，庭长仍然要门房回答上述问题。那老头而难为情地说：“我知道当时我也不应该抽烟，但先生递给我一支，我不敢拒绝。”最后，他们问我有没有要补充的。我回答说：没有，我只想说，证人没犯错，当时我的确递了一支烟给他。这时，门房有点惊奇地看了看我，还带有一种感激的神情。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对此，我的律师得意扬扬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团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而检察官却在我们头上像雷鸣一样大声吼道：“是的，陪审员先生们会注意这一点，不过他们会认定，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完全可以送上一杯咖啡，但一个儿子面对着生他育他的那个人的遗体，就应该加以拒绝。”这时，门房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轮到多玛·贝雷兹作证了，执法员一直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雷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妈妈，跟我只见过一次面，就是下葬的那天。法官问他那天我有些什么表现，他回答说：“诸位都明白，我自己当时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看见，难过的感情使我没有去注意。因为对我来说，那是天大的悲痛，我甚至都晕倒了。因此，我不可能去注意这位先生。”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了我哭，贝雷兹说没有看见。检察官于是说：“陪审团的诸位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我的律师恼火了，他以一种我觉得是颇为夸张的语气问贝雷兹，他是否看见了我没有哭。贝雷兹回答说没有看见。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哄堂大笑。我的律师一边挽起自己的一只衣袖，一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就是这场审讯的形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检察官板着脸，用铅笔在他的文件上戳戳点点那些标题。
审讯暂停了五分钟，这时，我的律师对我说，事情进行得再好不过。接着，法庭传唤塞莱斯特作证，他是由被告方提名出庭的，而被告方，就是我。塞莱斯特不时把目光投向我这一边，手里不停地摆弄着一定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他好几个星期天跟我一道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我现在记得他当时没有戴硬领，因为只有一只铜纽扣扣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庭长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的，但也是一个朋友。”问及他对我的看法时，他回答说我是个男子汉；问及他此话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谁都知道此话的意思；问及他是否注意到我是一个封闭孤僻的人时，他只回答说我是个从不说废话的人。检察官问他我到他饭店吃饭，是否按时付款。塞莱斯特笑了，他说：“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私事。”又问及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时，他把两手放在栏杆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事先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这样答道：“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幸事故。不幸事故，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它叫你无法预防。咳！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幸事故。”他要继续讲下去，但庭长对他说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谢他。这时，塞莱斯特待在那里，不知所措。他大声表示，他要继续发言。庭长要求他讲得简短一些。他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个不幸事故。庭长打断他说：“是的，当然是不幸事故，但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审判这类不幸事故。我们向您表示感谢。”似乎他已竭尽了自己的心力，充分表现了作为朋友的善意。塞莱斯特朝我转过身来，我觉得他眼里闪出泪光，嘴唇颤抖哆嗦，那样子好像在问我他还能尽些什么力。我呢，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做任何表示，但我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去拥抱一个男人的想法。庭长又一次请他离开作证席。塞莱斯特这才回到了旁听席上。在以下的审讯过程中，他就坐在那里，身子稍微前倾，两肘支在膝上，手里拿着巴拿马草帽，听着旁人作证。玛丽被带进来了。她戴着帽子，仍然是那么美，但我更喜欢她长发披肩。从我的位置上，我可以感觉得到她乳房轻轻地颤动，我又回想起了她那微微鼓出的下嘴唇。这时她好像很紧张。刚一上来，庭长就问她是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她说是我们在一家公司里做事的时候认识的。庭长又问她跟我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是我的女友，对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她说她的确要和我结婚。正在翻阅卷宗的检察官这时突然问她何时与我发生肉体关系的，她说了那个日期。检察官以一种不动声色的神态指出，那似乎就是我妈妈下葬的第二天。接着，他带着明显的嘲讽意味说，他并不想在一个微妙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也很理解玛丽不便启齿，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大为严厉起来）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使他不得不超脱某些通常的礼节。于是，他要求玛丽把我们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讲述一遍。玛丽不愿意讲，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那天我们游泳、看电影回到我住处的经过。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证词，他调查了那一天电影院放映的节目，他要玛丽自己来说说那天我们看的是什么片子。玛丽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费尔南德的一部片子。她话音一落，全场鸦雀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