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高尔受了重伤，吃了一个多月的苦。那颗苹果因为没人敢拿走，仍然嵌在肉里，成了触目惊心的纪念。就连父亲似乎也因此想起格里高尔毕竟是家中成员，就算他目前形貌丑恶，也不该待他如敌人，而应善尽家人的义务，咽下嫌恶之情，容忍再容忍。

受伤的格里高尔也许再也不能灵活行动，眼前他像个伤兵一样，不知得花上多少分钟才能从房间的这一头爬到那一头，往高处爬则根本不可能。尽管如此，在他看来，自身情况的恶化却得到了充分的补偿，即每到傍晚时分，通往客厅的门就会打开，而他常在一两小时前就密切注意那扇门的动静。门开后，他躺在自己房间的暗处，从客厅里看不见他，他却能看见全家人坐在灯下桌旁，还能倾听他们谈话。现在家人算是默许他的存在，他不需要像先前那样偷听了。

然而，昔日的谈笑风生已不复见。从前当格里高尔在旅馆窄小的房间里，疲惫地钻进潮湿的被窝，常常怀着渴望思念那番情景。如今家人多半很沉默，吃过晚饭不久，父亲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母亲和妹妹互相提醒对方别出声。母亲在灯下弯着腰，替一家时装店缝制精致内衣。妹妹找到了售货员的工作，利用晚上学习速记和法文，以便将来能谋得更好的职位。有时父亲醒过来，似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一觉，对母亲说：“你今天又缝了这么久！”说完又睡着了，母亲和妹妹则疲倦地相视一笑。

父亲脾气固执，在家里也不肯脱掉那身工友制服。睡袍挂在衣钩上无用武之地，他则穿戴得整整齐齐，在座位上打瞌睡，仿佛随时准备去上班，即使在家里也等候上司差遣。如此一来，不管母亲和妹妹再怎么费心，他那身原本就非簇新的制服还是越来越脏。格里高尔常常整晚望着这套污渍斑斑的衣服，上面的金色纽扣却因经常擦拭而闪闪发光，年迈的老父就穿着这身衣服，毫不舒适但却十分平静地睡着。

十点的钟声一敲，母亲便轻声细语，设法叫醒父亲，劝他上床睡觉，在沙发上毕竟睡不安稳，父亲六点就要上班，需要睡个好觉。但是自从他当了工友以来就固执得很，总是坚持要在桌边多待一会儿，尽管他频频打瞌睡，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动他从沙发移到床上。不管母亲和妹妹怎么好言相劝，他总要慢慢摇上十五分钟的头，闭着双眼，就是不站起来。母亲扯他衣袖，在他耳边说些好话，妹妹也放下功课过来帮忙。可是这对父亲都毫无作用，他在沙发里坐得更牢了。直到母女俩伸手到他腋下要架起他，他才睁开眼睛，看看母亲，又看看妹妹，往往会说：“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我晚年的清福。”然后在母女俩的搀扶下站起来，颇费周章，仿佛他就是自己最沉重的负担。他让母女俩扶他到门口，示意她们回去，独力继续往前走。但母亲和妹妹还是搁下自己的活儿，追上父亲，继续助他一臂之力。

在这个家里人人操劳过度、疲倦不堪，除了非做不可的事之外，谁还有时间来多照顾格里高尔一点呢？家庭开支日益紧缩，终于辞退了女佣，换成一个高大瘦削、满头蓬乱白发的老妈子早、晚各来一次，负责最粗重的工作，其余家务都由母亲在缝纫之余一并承担。从前母亲和妹妹在外出和节庆时开心佩戴的那些家传首饰也变卖了，晚上大家谈起卖得的价钱，格里高尔于是得知此事。不过，家人最头痛的还是没法搬出这栋以目前的情况来说太大的公寓，因为实在不知如何搬动格里高尔。但是格里高尔看得出来，有碍迁居的不仅仅是对他的顾虑，因为只要找一个合适的箱子，钻几个透气孔，就能轻易把他运走。阻碍家人搬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那种彻底的绝望，想到在所有的亲戚故旧中，没有人遭受和他们一样的不幸打击。穷人在世间所需承受的一切，他们已尽力担起。父亲替银行里的小职员买早餐，母亲辛辛苦苦为陌生人缝制内衣，妹妹听从顾客的使唤在柜台后来回奔忙，这已经是家人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待母亲和妹妹把父亲送上床，回到客厅，放下工作，挨坐在一起，脸贴着脸，母亲指着格里高尔的房间说：“去把门关上吧，葛蕾特。”等格里高尔再度置身于黑暗中，母女俩在隔壁一起流泪，或是欲哭无泪地凝视着桌子，格里高尔背上的伤口就似乎又阵阵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