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日本应将“富国有德”定为国策

对同一件事情，从善意的角度思考，还是从恶意的角度思考，自然而然，两者所导致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比如，与人争执时，总想驳倒对方，总认为错在对方，要逼迫对方认错。这是一种做法。但也可以体谅对方的难处，大家一起出谋划策，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处理同一个问题，结果可以大相径庭，差异就在于有没有体谅对方的关爱之心。

以前，日本市场对外封锁，围绕这一问题，日美两国争吵不休。当时，我提议，针对两国间的各种课题，成立“日美二十一世纪委员会”，让民间人士发挥作用，彼此坦诚交换意见，借此让日美关系有所改善。为此，我做出了努力。

我当时的提案是：彼此停止互相指责，摆脱敌意性的争吵。如果不考虑对方的具体情况和背景，光说对方不好，只求对方让步，那么本来可以谈拢的事情也会搞僵。只想占便宜，只想争面子，这样的对话必将无果而终，反而会加深相互间的不信任感。

所以，首先要尊重对方的立场，不是一味地固执己见，而要充分理解对方的想法，体谅对方的处境，以这种利他之心为基础，推进相互交流和谈判。

同时，如有必要，日本应该先行让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受到美国很多的恩惠——慷慨地提供粮食和技术，还向日本产品开放巨大的市场，等等——因此，才有日本二战后的快速复兴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即便那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环，但他们对我们的极度宽容乃是事实。既然如此，今天由我们来表示诚意，体谅对方，该让步处就让步，培育宽容和利他之心。我想，这是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尽的义务。

这个委员会，依据上述宗旨，进行了两年的讨论，向日美两国政府提交了建议书。

要设计今后日本的“国家形象”，关键就是利他精神，就是“以德为本”的治国方略。

过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胜平太教授说过一句话：“富国有德。”

他提议，不是以财，而是以德立国。或者说，运用丰厚的财力，对他人、对他国以德相报。不是用武力，不是用经济力量，而是以德行来为他国行善，由此获得别人的信赖和尊敬。

我也认为，要把“德”字作为“国是”，定为国策。日本应该率先垂范，做“以德立国”的榜样，因为日本曾有为追求自己一国的私利而痛遭惩罚的历史教训。

今后日本应该追求的目标，既不是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大国，而是一个以德为本的国家。既不是经济上精于算计的国家，也不是急于炫耀军事实力的国家，而是以“德”这一做人的崇高精神作为国家理念的基石，据此与世界各国接洽交往。

一旦成为这样的国家，国际社会就会真正的需要日本，尊敬日本。同时，对这种高品格的国家有侵略意图的人，恐怕不会有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又是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政策。

第九节：

怎能忘记珍贵的美德

关于这一点，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1924年在日本神户做过一次著名的讲演。在这次讲演中，孙中山把欧美文化与东亚文化做了比较，谈到了“王道和霸道”的话题。

用武力统治他人的文化，欧美有其源流，中国古语称之为“霸道”。与此相对，王道在东亚源远流长，王道就是以德行来引导民众。

孙中山力劝当时急于扩张军备、扩展领土的日本，不要选择“霸道”，而要选择“王道”。遗憾的是，日本走进了霸道，朝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径直猛冲。而二战后直到现在，日本又采取了经济霸权主义的政策。

然而，从今以后，日本这个国家也好，民众也好，如果不将关爱和利他这种“德行”扎根于心，不采用以王道为基轴的国家方针，我非常忧虑，日本仍可能重蹈覆辙，犯下大错。

天台宗里有“忘我利他”的说法。顾名思义，就是忘却自我，为他人尽力。这是佛教的教义。从日文的发音听来，“忘我利他”同“已受惩戒”一模一样。曾担任天台宗住持的山田惠谛教导我们，这句话应该解读为：“片面追求物欲已受惩戒了，今后应将自己的私事搁在一边，为他人尽力了。”

我之所以强调“忘我利他”，是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关爱和利他这样的美德，在当下的日本社会几乎丧失殆尽。

一旦把关爱和利他之心丢光，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利己的欲望。容忍乃至放任这种利己的欲望，结果必然招致可怕的社会混乱。

不久前，发生了一名19岁少年将一家四口残杀的惨案。因为罪行重大，他虽未成年，仍然被判处死刑。该少年自以为是，曲解法律，他自信只要未成年，犯什么罪都不会判死刑。

针对这一点，报道这一事件的杂志记者写道：“如果该少年更了解法律的话，或许惨案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我认为，该少年更应该懂得的是法律之前的问题，就是“不可杀人”这个最基本的道德律、伦理观。“不可杀人”,“不可伤人”这样的问题，不是法律论，而属于道德论的范畴，是最起码的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