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磨炼灵魂、提升心志

第一节：

日本人为什么丢失了“美好的心灵”

谦虚是日本人失却的美德之一。颔首低头以示恭敬，功劳让与别人，得意时不忘形，互相礼让，秉持一颗审慎谦卑之心。

人生在世，有时需要强调自我，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谦虚这个有代表性的美德渐渐被我们遗忘，却不能不说是日本社会莫大的损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不再感到愉悦，失却谦虚礼让是原因之一——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确实，对凡人而言，要始终保持谦虚绝不是容易的事。我这么强调谦虚，但骄傲自大之心有时仍然让我有些趾高气扬。

在精密陶瓷这个未曾开拓的领域，我开发了很多新技术新产品，京瓷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发展。同样KDDI的发展也令人惊叹。周围的人异口同声称赞我，甚至吹捧我。聚会时奉我为上宾，让我坐上席，要我致词介绍经验，这些似乎天经地义。

虽然我不断自我告诫要虚心，但久而久之，有时仍不免自我陶醉，在心底一角冒出自满情绪。我那样拼死努力，业绩如此辉煌夺目，接受这样的礼遇不是理所当然吗？

偶尔会这样志满意得，但某种境况下我又会猛然醒悟：“不行不行！自满情绪要不得。”立即检点反省自己。即便已经皈依佛门，直到今天，我仍会有这种心理上的反复。

仔细想来，我所具备的能力，我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非我不可的必然性。别人拥有同样的才能，扮演与我相同的角色，也没有任何不妥当，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至今我所做的一切，别人也可以取而代之。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天偶尔赏赐予我，我不过努力加以磨炼而已。我想，任何人的任何才能都是天授，不！才能只是从上天借来之物。

因此，杰出的才能，由这才能创造的成果，属于我却不归我所有。才能和功劳不应由个人独占，而应该用来为世人为社会谋利。就是说自己的才能用来为“公”是第一义，用来为“私”是第二义。我认为这就是谦虚这一美德的本质所在。

然而，随着谦虚精神日趋淡薄，把才能私有化的人有增无减，特别是身居要职，理应成为众人楷模的领导者，这一倾向尤为明显。曾经具备优秀传统、出色业绩的大企业，原有的组织规范、伦理道德已经废弛，以致违规违法的丑闻层出不穷。还有那些受国民委托管理公共行政、薪金来自民脂民膏的官僚，利用特权中饱私囊者也不乏其人。

大企业的领导、干部和官僚，他们的能力无不高人一等，为什么他们常常丑闻缠身、贪污渎职呢？因为他们把才能据为己有。他们认为才能纯属私有，而非从上天借来之物，不必用之于公，心安理得地把才能用于满足自己的私利私欲。

第二节：

对领导的要求是德重于才

我多次讲过，在我的“人生方程式”里，思维方式、热情、能力三要素以乘积表示。

违规违法的精英们，他们都具备出色的才干，也有热情及使命感，付出的努力也在常人之上。但关键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很可惜，他们的能力和努力无法用于正道。他们的错误不仅危害社会，也给自己套上了绞索。

这里所讲的思维方式是指人生态度，就是哲学、思想、伦理观等，也可以说是包括上述各项在内的“人格”。而谦虚这项品德也是其中之一。如果人格扭曲，或者人格邪恶，不管能力多强、热情多高——不！能力越强、热情越高——带来的结果是负值越大。

还有，现今的日本社会，比领导者个人素质更大的问题是选拔领导者的方式本身。我们挑选组织领导者的基准，是把人的能力、干才放在了人格之上。不重视人品，只按照能力——比如学习成绩、考试分数——来配置人才。公务员考试成绩好的人可居政府要职，或作为精英培养，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济增长至上主义”压倒一切。在这种背景之下，选拔领导者，与其注重人格这种暧昧的、难以考核的要素，不如重视与成果直接有关的能力这一要素。

比如在选举中，能为地方带来经济利益的政治家容易获得选民的青睐，在选举中胜出。重才轻德的倾向在选民中占上风，很难矫正。

但是从前的日本人却并不那么急功近利，他们具备大局观念。我们敬重的西乡隆盛说过“德高者升官位，功多者厚俸禄”。就是说，有功绩的人予以金钱奖励就行了，重要的领导职位一定要有人格高尚的人来担任。虽是百年以前的老话，却普遍适用，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

在今天这个道德沦丧、价值混乱的时代，西乡的金玉良言更值得我们铭刻于心。凡位居人上者，比才干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才能出众的人往往容易做才能的奴隶，把才能用错方向。因此需要有一种力量来控制才能发挥的方向。

这就是道德，就是人格。一谈道德，有人就觉得有“复古”的味道。但陶冶情操岂有古今新旧的区别。

中国明代思想家吕新吾在他所著《呻吟语》一书中明确提出：“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这三种资质按顺序来排就是人格、勇气和能力。吕新吾希望领导者同时兼备这三种素质，如果按重要性排序，那么人格第一，勇气第二，能力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