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服饰上大做文章，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礼仪系统。易经曰，垂衣长而治天下。这是根据上衣下裳的形式来比喻天子与臣民的关系。天子要像天空光照的大地一般保护他的子民。衣冠之治从周代开始制定，礼仪森严繁重。后来的各个朝代不断循迹完善，宣扬国家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纲常伦理和等级化的社会秩序。服饰的等级之分，表现最明显的当属君臣之间。皇帝的服饰采用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组成十二章纹。十二章文，代表了天子应具备的所有美德和品质，也象征着威严和普照众生。皇太子、亲王、世子俱九章，公卿诸侯、品官大臣壳用七、五、三章不等。官僚的服装体系制定得更加复杂，不同图案对应着不同官阶和职能，这种官僚服饰制度称为“官服制度”。明清两代是中国帝制时代的巅峰，此时的官服正是汲取前朝经验的集大成之作。早在唐代，朝廷已经开始用衣裳上的动物纹章来代表官员的职位，祥瑞的动物往往被织绣于饱满圆润的团窠纹样之中。蒙元时期，依汉人旧制建立官服制度，“胸背”文章成为官服制度的核心。所谓“胸背”就是在服装的胸前或背后设一块象征身份的图案或圆或方，装饰着龙、凤、花卉等纹样。明初太祖在革除胡俗、恢复汉人礼仪时，对元代的样式做了部分保留，这块图案的名字从“胸背”渐渐变成了“补子”，“补子”成为明清两代官服的代名词，因此明清官府制度又称为“补服制度”。明代补子仍有圆和方之分，圆高于方，圆补仅限藩王以上的皇室成员使用。而文武百官则使用方补。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24年定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猛。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籍以明贵贱，别官品也。补服上的动物纹样，根据强弱尊卑的自然属性或人文属性，包括背后的文化内涵依次排序。代表文官的仙鹤、锦鸡、孔雀、云雀等，一个个都是祥瑞美丽的鸟，以此昭示国家的文明昌盛。仙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仅次于凤凰的地位，号称羽族之长，不仅长寿吉祥，更是品行高尚，洁身自好，因此位列文官榜首。代表武官的是狮子、虎、豹、熊这一类猛兽、瑞兽。一品二品的狮子威武凶猛，吼声如雷，震慑百兽，是兽中之王，也是勇气与力量的象征，同时，狮子好仁拥有忠心赤胆的品质，武官之首当之无愧。明代文官补子上的禽鸟通常成双入对，两只鸟自在飞舞于青天之上，一只回首顾盼，一只眺望远方，彼此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与喜相逢的构图接近。青天上再铺满紧密相连的朵云纹或疏朗有致的流云纹。例如，一品补服上的双鹤，仙风道骨，云彩漫天，充满灵动的气韵。三品补服上的孔雀，色彩缤纷，与怒放的牡丹花纹相映生辉。整体而言，文官补子色彩和谐，禽鸟形象唯美，构图具有留白感，呈现出士大夫文质彬彬的气质，也传达出国家所倡导的文明教化的治世观念。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因此武官补子上的猛兽通常为单只，他们个个雄浑威武，呲牙咧嘴，怒目而视，四肢被刻画的矫健有力，鬓毛扬飞，尾部翘起，威风凛凛，就连身旁的云朵和火焰仿佛随着这份威风在狂舞，它们的身下是波涛汹涌的海水和巍峨屹立的山川，这样的组合被称为“海水江崖纹”，有武镇乾坤，天下太平的意涵。武官补子构图十分饱满，色彩浓烈，猛兽造型威武，无不彰显出武士强悍的力量感，形成一股无形的威慑力。清朝整体上沿用了明代补服系统，但有所改动，如文官七品改为鸂鶒，九品改为练雀等。武官一品改成了麒麟，七品改成了犀牛。麒麟之所以取代狮子，因其是由多种动物组合形成的神兽，麒麟的武力值仅次于龙，威猛无敌，还忠心仁厚。另外，麒麟送子的传说在全社会的流传，帮助了麒麟青云直上。相传麒麟送来的童子日后必定为贤良之臣，能辅佐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清朝麒麟取代狮子成为武官首领的标志。显而易见，清代补子所用的动物与明代差别不大。而在构图上，清代补子的祥禽变成了单只出现，还填入了寓意长寿幸福、富贵满堂的蝙蝠文、八吉祥纹、牡丹花纹、寿桃纹等各式各样的吉祥纹样。在构图上，清代补子使用二方连续的寿字纹、回纹、缠枝纹作为补子的花边，寓意万代绵长。更显著的变化是，清代补子在青天上增加了一轮红日，红日被比喻天子，而祥禽瑞兽遥望红日就表示臣子对天子的仰望及忠诚。当然，对于官员来说，也有指日高升之意。不难看出，明清捕俘虽然在细节样式上有所差异，但对于整个补服体系以及使用纹样区别官阶品级的本质而言，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差别。

为什么明清两代的官府制度如此完善呢？它纪律严明，等级分明，简直是现代社会中军衔系统的艺术版。这固然与儒家所恪守的礼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但除了礼治功效，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央集权制度，也就是“皇帝官僚制度”。从皇帝的龙袍，亲王、藩王和功臣的赐服，到文武百官的补服，整套中国皇帝与官僚的服饰体系的实质是权力的层层分级，犹如一个巨巨大的金字塔结构，其服饰上的纹样就是一个权力下放与被权力压迫的符号系统。好比自然界中的动物一样，谁的力量大就听谁的。人的地位也是如此，谁的权力大就听谁的。从帝后的龙与凤，到亲王功臣的蟒、斗牛、飞鱼，再到一品官员的狮、麒麟与鹤，一直到九品官员的海马、鹌鹑、炼雀等这些动物的排序映射了这一点。《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帝制时代，皇帝是全天下所有人和物的拥有者，掌握着全天下所有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但皇帝不可能一个人管理天下，于是发明了官僚系统。官员即是皇帝的臣子，也是专制君主的代言人。每一级官员必须向上一级无条件的服从，与此相反，官员不必向下一级和基层的人民负责。各级官员在自己管辖的范围俨然是一个‘小皇帝’。因此，一个人官职越高，权力就越大，获利也更多。权与利正向循环，让腐败变得易如反掌。而每一级官员权力的获得、巩固和扩大，都与财产存在不可避免的交换关系。那么，财产又从何而来呢？倒霉的还是老百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过是真实写照罢了。皇帝与官员自上而下编织起一张牢牢控制社会权利与吮吸底层血液的大网，没有人能逃脱。终于，在层层的权力高压和巨额的利益诱惑下，古代中国社会渐渐形成了一种“民怕官”“官怕君”。无数的人把当官当成了人生目标，把向上爬当当成了价值追求。明清是皇帝官僚制度最完善的时代，无疑也是腐败最盛的时代，理所当然，它也是补服纹样系统最完善的时代。从这个意义而言，官补纹样无疑是官僚系统中一种权与利的确认关系。各级的文官与武官通过不同的动物款式纹样来区分品级和职位，成为权力结构的外在表现。他帮助统治者确立权威，让所有人清晰的看到权力的分配和等级的差异。

官员被规定了严格的着装和纹样，因此他们的行为规范遭受全社会监督，强化了官员的身份意识，使官员更自觉地服从上下权力的支配。而明清两朝常以缂丝、织金、妆花等技法彰显官服的奢华和尊贵，使得人们对于权力和地位产生敬畏和向往，形成一种权力互构且面向所有人的外在视觉宣扬。与外在宣扬相反，更为隐性的是，这些官补纹样被套上了既符合中国传统审美又符合中国儒家文化的外衣。比如寓意江山永固的江崖海水纹、福寿绵长的蝙蝠纹、平步青云的如意云纹、忠诚和高升的红日纹等等，每一种纹样皆美丽而庄重。它们无声的讴歌盛世、礼赞明君，传扬纲常道德和礼仪教化，粉饰着不断被尊卑观念洗脑的社会环境，美化着不断被灌输的绝对服从、绝对愚忠的奴性思想。难怪鲁迅一针见血的骂道，懦弱的人欺软怕硬，而皇帝设计官僚制度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欺软怕硬，以便千秋万代的统治。

在权与利交织的社会大网中，各级官吏瞒上欺下，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无恶不作，激怒了民众对他们的仇恨，官利在百姓心中已声名狼藉。明代中晚期，老百姓把身着动物纹样官补的各级官员暗地里骂作衣冠禽兽。今天，衣冠禽兽这个成语我们还在使用，指的是衣冠楚楚却不干人事的人一个时代的纹样，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大环境。官府纹样是皇帝官僚制度的产物，它将人的等级按大小、尊卑概括为一套视觉符号，将人的本质改变和扭曲，将人异化在历史堆砌出的浮华之间，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美，却选择性的忽视了真实的腐朽。好比官服纹样，被当时的既得利益者视为一种光耀门楣的荣耀和版权获利的标志，被今天的我们当做传统文化遗产和东方美学典范。但这小小的补子，对于当时像蝼蚁一样的平民而言，一边是满目疮痍的苦难，一边是求而不得的妄想。可以说，当纹样开始在全社会尽情展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文化意涵时，民族才真正的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