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死了。八十出头。我们并不亲，由于一长串的家庭龃龉和恩怨。我妈我爸跟她，怎么说呢，关系复杂。我们不常走动，也谈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再偶尔见个面；后来，她把电话线给掐了（“谁的电话也不想接！”），一头扎进了自己亲手打造的结界里：在一大堆物什和小玩意儿中间——这些东西挤满了她的小房子。
加利娅姑妈生前对美有不懈追求：家具挪来挪去，墙壁刷了又刷，窗帘换了又换。有一次，好几年前了，她发动了一场大清扫，清扫逐渐席卷了整个屋子：对于必需之物审视再三，屋内一切都分门别类，一碗一碟都费尽思量，书籍纸张八方汇聚，一堆堆，一叠叠，街垒纵横。总共就俩房间，随着东西不断侵吞地盘，姑妈带上必需之物，从一间迁居到了另一间。但那里随即展开了新一轮的审视与评估。房子还活着，内脏却被掏出来，塞不回去了。再无所谓重要与否，剩下的一切都或多或少有其价值，特别是那些数十年间积攒下来的泛黄的报纸，以及罗马柱一样支撑着床和墙壁的一摞摞剪报。女主人的立身之所只剩下一座坍塌的小沙发。令我印象深刻的那次见面，我俩就坐在这片孤岛上，周围是明信片和电视杂志掀起的海浪。姑妈殷勤地给我做了点什么西葫芦，又往我嘴里塞待客专用的高级巧克力，都被我嫌弃了。离我最近的剪报柱最顶上一张是《十二星座专属圣像》，顶部工整地标注着报名和出版日期，漂亮的字体，蓝色的墨迹，死掉的纸张。
接到护理员电话后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姑妈家。楼梯乌压压的，仿佛在吱呀作响：台阶上、平台上，一大群陌生人或站或坐。他们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竟然赶在头里了：殡葬服务的，代办手续的，这个那个的。谁告诉他们的——警方还是医院？其中一个尾随我们走进屋子，杵在那儿，连个大衣外套也不脱。
姑妈是3月8号前夜去的，没能赶上为金合欢和小黄鸭贺卡所装点的苏联节日。在那个法定节假日，我们一大家子通常会聚在一起，摆上一大桌，汽水在红宝石色高脚杯里流淌，沙拉是雷打不动的四份：胡萝卜核桃的、甜菜大蒜的、奶酪的，还有满足一切口味的“奥利维尔”沙拉。但这一切离我们远去已有三十年之久，早在父母移居德国、姑妈愤然留苏之前很久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报纸上各种撩动人心的内容：星座运势，美食菜谱，家庭医疗。
加利娅姑妈十分排斥医院，而这是不无原因的。她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在医院里去世的，姑妈本人也曾“遭遇”过公费医疗。但她的病情还是发展到了不得不叫救护车的地步。叫了也许就没事了，偏巧赶上过节，决定等到周一医院上班再说；于是，姑妈在梦里翻了个身，便一睡不醒了。在护理员暂住的隔壁房间，满墙满壁贴着我父亲的摄影和绘画作品，如同一方棋盘。离门最近的是一张黑白照，摄于20世纪60年代，属于我最钟爱的兽医系列。那是一张很棒的照片：狗和自己的小主人蹲坐在墙边等兽医，小男孩十四岁左右，眉头紧蹙，身旁紧贴着一头拳师犬。
失去主人的房子惶然失措，缩头缩脑，满满当当的东西骤然贬值。大间角落里的电视机哑然失声。崭新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带冰碴的花菜和硬邦邦的枕头面包（“米沙爱吃面包，多买点备着！”）。书架里的书全都是亲戚朋友家屡见不鲜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黑色的塞林格和封面上的少年、蓝色书脊的《俄诗汇编》、灰色的契诃夫、绿色的狄更斯。搁架上摆放的是熟悉的老物件：木头狗和黄色塑料狗，还有一个熊拿小旗的悬挂雕件。它们全部像远行之前那样集体默坐，仿佛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
几天后，当我坐下来整理故纸堆时，在无数照片和贺卡中间几乎没有发现一页手稿。有成叠的内衣和男式军装衬裤；漂亮簇新的西装上衣和短裙——预备逢年过节出门穿的，还没有上过身，散发着苏联商店的味道；还有一件战前的男式绣花衬衫；几枚小巧的象牙胸针，镂空的，少女风——玫瑰，玫瑰，仙鹤，它们是姑妈的妈妈、我的奶奶朵拉留下来的，已经四十多年无人佩戴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必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延续生命的共同结界时才有其意义和价值，而如今，眼看着零落成尘。我在一本关于大脑结构的书里读到，为了意识到人脸之为脸，为了辨别出某张脸，脸型比五官更管用。没有脸型是绝对不行的，正是它框住了我们的故事，将其整合为可辨识的整体。人活着，脸型就是生命本身；人没了，脸型就是逝者故事的主线。房子里的东西低眉顺眼，仿佛突遭遗弃、生气全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也说不出了。
在整理这堆遗物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房子里读了那么多，怎么会写了这么少？只有寥寥无几的只言片语，仿佛来自一台老旧的、字母键所剩无几的打字机：或远或近的一些话，小狗主人的故事，对我小儿子近况的打听，关于20世纪30年代野地拉练的讲述，仿佛蒸发掉的、难以复原的语言组织。“我永远不会说‘帅呆’，只会说‘真帅’！”姑妈严肃地说。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有些已经想不起来了。比如管自己的爸爸叫“老爹”；关于闺蜜的叫“情报”，邻居通报的叫“新闻”，来自孤独无依的生命的叫“消息”。
但我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房子里事实上写下了很多文字。加利娅姑妈临终前念念不忘，不时询问、抚摸的东西中间，有一本本写得满满当当的日记，每日记事，常年不断，无一日不写一行，像每天的起床洗脸一样。它们至今仍躺在床头柜里，有很多本，我装了满满两大包，运回位于澡堂胡同的家中，一进门就坐下读起来，想从中找到故事，答案，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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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衷各种日记和记事的读者来说，它们明显分为两类。有些作品的行文带有刻意的正式性和解释性，明显是写给外人看的。日记本变成了试验场，对外部自我进行调试和操练的所在，比如玛丽亚·巴什基尔采娃玛丽亚·巴什基尔采娃（1858—1884），俄国女画家，常年旅居法国，以其日记闻名于世。的日记，是宏大的宣言，是无尽的独白，指向无形且明显宽仁的审阅者。
我所感兴趣的日记是另一种，它是专门为特定工匠量身打造的工具，外人很难趁手。“工具”是苏珊·桑塔格的提法，她经营该体裁数十年，但我觉得并不准确。桑塔格们的笔记绝非松鼠颊囊那样的想法口袋，也非浮光掠影的备忘录。这是特定人群的日常，就像骨架一样，其上依附着他们对现实的依恋，对现实之不间断性的信仰。这些文本只面向唯一的，然而却最最忠实的读者。从任何地方把本子拆开，你都能确信个体真实。这是收集的物证，用以佐证生命的故事和延续，最重要的是，对于自我过去的任意一点都触手可及。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文字（在桑塔格的日记中就俯拾皆是：看过的电影和书目、摘抄的漂亮词句、蘑菇干一样的学习记录）几乎永远没有直接发表的可能，也无法从中衍生出书籍、文章或者电影，无法成为实际工作的支撑点或出发点。它们根本不打算向谁解释什么——除非是自我备忘，但如此潦潦草草，有时连自己都难以还原。这不过是一个冰箱，或者早先的冰窖，用于储藏易腐的记忆产品，积存证据和证物——或者，借用冈察洛夫的说法：非物质关系的物质抵押。
这未免有点鸡肋，至少因其冗杂。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本人就是如此。我的工作手记总让我感觉像压舱石：死气沉沉且毫无益处的负荷，意欲抛之而后快；但如此一来，我还剩下什么呢？珍妮特·马尔科姆珍妮特·马尔科姆（1934— ），美国女作家、记者、拼贴画家、精神分析学家。在The silent woman一书中描述了一间屋子，像极了我的笔记本，细思极恐。印象中那间屋子里堆积着杂志书籍，装满的烟灰缸，未洗的碗碟，落满灰尘的秘鲁纪念品，空比萨盒空罐子空盒子瓶起子，既有提供精确信息的名人百科Who is Who，也有什么都提供不了的早就无法辨识的什么东西。对于马尔科姆而言，这间屋子是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阿莱夫》是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的名篇，“阿莱夫”为希伯来文中的第一个字母，在故事中“包含着世间的一切，独成一个宇宙”，当主人公凝视阿莱夫时，混乱的宇宙就会变得连贯而清晰。，是真理的怪诞讽喻，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尚未获得历史秩序的事实与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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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利娅姑妈的日记则是完全另类的；我读得越深入，就越觉得其独特结构神秘费解、耐人寻味——酷似一张宽眼渔网。小时候逛大型画展时，总能见到一类特别的参展者。这个群体不知为何以女性居多，她们从展品前逐一走过，凑近标签卡，在纸上或本子上记些什么。后来我才发现，她们只是在摘抄全部展品信息，好做成类似名录的东西——几乎是对画展的独特复制。我当时搞不懂，后来明白了：名录赋予人一种拥有的假象——展览总会结束，画作和雕塑总会从眼皮子底下消逝，而名录则将其以最初的秩序留存在案，勿致飘零。
姑妈的日记就是这样的每日事务清单，令人吃惊的详尽，同时又令人吃惊的隐晦。它们总是精确记录诸如此类的信息：起床睡觉时间，电视节目名称，通话记录（时间、通话人），吃的什么，干了什么。而每日的内容和填充物却被巧妙地一一回避了。比方说，日记中写着“看书”，但看的什么、有何心得却只字不提。其余那些赖以构成其漫长的、被完整记录的一生的事物一概如此。没有只言片语能够揭示此生何谓——没有自己，没有他人，只有琐碎而详尽的细节，以编年史的精确度记录着时间的脚步。
我总感觉，这个生命总会在什么地方现出原形，哪怕只有一次，但总会展现自我，说个痛快。毕竟，它是由密集的阅读构成的，而阅读也就意味着思考；再有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挑剔与委屈的暗潮涌动，姑妈很在意这些情绪，会长久地被其占据。这些东西照理应当留存下来，爆发出来，变成一段段愤怒的文字，让加利娅姑妈对这个世界及其代表者——我们——道出一切真相，说出她的真实想法。
然而，完全没有。有一些对于思绪的轻描淡写，有一些文字上的波澜起伏，从中能够捕捉到情绪的蛛丝马迹，比如写在父亲和我的来电记录旁的“乌拉！”，写在我父母结婚纪念日当天的几个略带苦涩、语焉不详的句子。仅此而已。似乎，每一条记录、每年一本的日记，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留下关于自我外部生活的可靠证据，而真正的内部生命却完全地留给自我：展示一切，隐蔽一切，立此存照。
这些日记本缘何令她如此珍视？为何直到临终前都护在身边，还不时地让人挪近一点，好像生怕它们会长腿跑掉？或许，那些写下的文字，那些关于孤独、悄然滑入虚无的讲述，于她而言其实是一纸诉状，当世界和我们读到它们时就会明白，我们对她是何等冷漠。
又或者——尽管有些难以置信——在这些贫乏的事件中她发现了某种快乐物质，以至于必须以手稿的形式使之不朽？因为手稿是烧不毁的，它会讲述，却并不作证。是这样吗？假如是，那她做到了。
2002年10月11日
又是一天。现在是凌晨1点45。刚才把毛巾和睡衣什么的都泡上了，除了会掉色的。床单被罩再说。此前把衣服从阳台上收进来了。外面才3度，菜可别冻坏了！南瓜去皮切片放筐里了，准备冷冻。做得很慢！边看俄罗斯频道的《娱乐白菜会》边做，弄了两个多钟头。此前喝了茶加牛奶。
16—18点睡觉，不眯一会儿受不了。此前Т.В.来电，问沃伊科夫斯卡娅地铁站电话的事。他12点之前来电：电视能看吗？从早晨起就一个台都看不了。8点左右起床，当时谢廖扎（姑妈的房客）正在洗漱。9点过，拾掇了很久才出门。3路车9点45才到，等了老半天。要转171路。路上全是人，慢吞吞的。乌拉尔路，长途汽车站，报纸。买到了南瓜！今年还是头回见；还有胡萝卜。到家已经快12点了。想看热播剧《神探可伦坡》。凌晨1点45，量完血压吃完降压药，想等着血压降点再吃回药。忙活了20分钟，也没再量，3点上床。
2004年7月8日
一早就是个大晴天，一天无雨。早晨喝了炼乳咖啡，11点左右出门去阿尔泰路。人很多，坐了很久，直到下午1点。池塘边，绿荫，白云，蓝天，唱了歌，真舒坦！
小径上有人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一大帮人穿着泳衣晒太阳，休憩，玩耍。
买东西时已经无需排队了。买了奶渣，漫步回家。新学校好大一片草坪——高挑的车轴草、蔷薇，漂亮极了！路上，有一群小男孩在一辆报废车里玩。他们拿着一个塑料瓶，里面挤满了长角果，据说能吃。
2005年10月11日
睡不着，也不想起，不想动弹，不想做事……10点40取了邮件，又躺下了。斯维塔很快就来了，真能干，比我还会买东西！喝了茶，躺了一整天。感谢弗·瓦送来了邮件！
博布罗娃12点过打来电话。她周四就到了……
给79号的莫罗兹卡和社会服务中心的伊拉打了电话，晚上给尤尔丘克打了电话。边看电视边把凳子上的脏衣服收拾了。23点30上床。
热。穿上了冬妮娅的短裙。“黯淡的灰色的无人需要的生活。”白天喝茶，晚上咖啡！胃口全无！
但也有一条笔记与众不同，是2005年6月17日写下的：
一大早给希玛打了电话。撂下电话翻出了相册。把所有照片都抖搂出来，久久凝视。不想吃饭，照片勾起了强烈的思念，眼泪和忧伤：既为逝去的年华，也为故去的旧人，还为自己稀里糊涂、徒劳无益的生活，为心头的空虚……好想忘怀。
又躺到床上，糊里糊涂地睡了一整天，直到晚上8点，喝了点牛奶，拉上窗帘，又躺下身，继续这场逃避现实的睡眠。睡觉便是解脱。
过了数月又数年。姑妈的日记本这儿那儿地四处散落，逐渐和其他资料混在一起。这些资料全被我放在手头，似乎立马就用得上，却又在不知不觉间悄然老去，像被人熟视无睹的家庭用具。我突然又想起了它们，当我置身于波钦基时。
这是隶属于阿尔扎马斯市的一个偏远小镇，距离下诺夫哥罗德两百大几十公里，在我们家族有着不尴不尬的地位。我们所有人都从那里走出来，却再没有一个人回去过，甚至连这种念头都从未动过，七十年乃至更久。按照纳博科夫的描述，存在是两个黢黑永恒之间的一丝微弱光隙，那么第一个黢黑永恒——我们出生之前的那个似乎更加深邃。于是，这个无人问津的僻静小镇就成了这些年来我们家族记忆的一个黑洞。
彼时彼处的家族似乎很庞大；我隐约知道关于那些兄弟姐妹的故事，他们有十来个之多，还有几驾马车和木屋的照片。但所有这些都被后来的波钦基传奇女子——妈妈的姥姥、我的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非凡经历给湮没了。她这辈子，坐过沙皇的牢房，在法国巴黎留过学，拿到了医生执照，给苏联儿童看过病，其中就包括我妈和我。关于她的一切讲述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却从未有人对她的故事追根溯源。
早先倒是有个亲戚，像筹划极地旅行一样筹划过探访波钦基——早先是个镇，一百年间逐渐萎缩成了村子。他不断地怂恿远近亲戚同往，最后无意间找到了我头上。他的眼睛清澈得惊人，激情像小马达一样，向大人们反复陈述理由。他很少来莫斯科，那次来本想找我父母商议此事，却不料他们早已迁居德国，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之前从未动过类似怀旧旅行念头的我忽然心血来潮：我们家族的起源地头一回变得可以触摸，现实可感。他越是强调路途艰辛距离遥远难以成行，越是要求准备周全计划详细慎重考虑，我就越发确信，肯定有办法抵达。这个来自萨拉托夫的廖尼亚打算整个家族同去波钦基，像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样浩浩荡荡地荣归故里，他一直在为此筹划，直至十年前故世。而波钦基依旧是座隐城，如同基捷日隐城基捷日，据俄国民间传说，该城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州，是一座圣洁之城，1236年鞑靼蒙古人入侵之际，上帝将整座城市沉入湖底，以使其免遭屠戮。至今仍有不少虔诚的东正教信徒相信，总有一天，基捷日将重现天日。。
而今，我终于逐渐靠近它了。受什么驱使，我不知道；我甚至不很明了，自己究竟打算在那里发现什么。上路之前，我像摄像对焦一样查了网络。结果发现，此地确实远离人世，在老地图上处于阿尔扎马斯深处的卢卡亚诺夫斯基县，紧挨着普希金的波尔金诺，在两个名叫乌特卡和波吉别尔卡的村子中间。火车远远开不到那里，离最近的火车站也有三个小时车程。我们决定直截了当，从下诺夫哥罗德开车去。
我们清早出发，沿着已经泛红却尚未从严冬中苏醒的街道。尚未完全失忆的城市景观显得稀奇古怪——工业建筑和木头房子彼此对峙，后者以篱笆围墙严阵以待，不再向新世界移交寸土。街道两岸此起彼伏。一上公路，汽车就撒开欢儿狂飙。三个月前刚得了儿子的司机，手把方向盘，轻蔑地沉默不语。公路如同吝啬的波浪线高低起伏，两侧云杉树下旧雪残集。每熬过一公里，世界就变得越发贫瘠。黑黢黢的村子里，新建的小教堂焕发着白如牙套的陶土光泽。随行向导原本打算向我展示的阿尔扎马斯风光早被甩到了右后方。我带了一本关于波钦基的小册子，二十年前出版的，里面提到了犹太人所罗门·金兹堡的缝纫机铺子，除此之外再没别的了。关于传奇的萨拉压根儿没提。
漫长的几个小时之后，终于见到了：不是曼德尔施塔姆笔下托斯卡纳式的明媚峰峦托斯卡纳位于意大利中西部，属一级行政区，首府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曼德尔施塔姆在《生者无可比拟》一诗中写道：“我愿向更高的天空游荡/心头揣着明亮的忧伤/从沃罗涅日年轻的山丘/到托斯卡纳全人类的明媚峰峦。”，而是翁布里亚翁布里亚，位于意大利中部，属一级行政区，首府佩鲁吉亚，境内多山、多丘陵。式的黑铜色的忧郁山丘，平缓，如同一呼一吸。间或有一滩水光一晃而过。一过通往波尔金诺的岔道口，普希金的纪念碑便随处可见；据说，诗人爱过一个来自卢卡亚诺夫村的村姑，后来该村所在的县便改叫了村名。小树成群结队。
小城沿纵向主街建成，从主街向左右两侧各自伸出笔直的垂直线。路一侧有座很棒的古典式教堂，向导说那是圣诞大教堂，之前有个很有名的奥尔法诺夫神父。我知道这个姓氏：小时候，有个姓奥尔法诺夫的小女孩瓦莉亚经常托人向我问好，有一次还请求我妈妈以她的名义给我买一本小书，“好让玛莎记住我”。妈妈翻遍了旧书店，最后选定了一小本索洛古勃费奥多尔·索洛古勃（1863—1927），俄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政论家，俄国老一派象征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者之一。诗集。偏巧是《伟大的钟鸣》，革命诗集，1923年版。当年的我对于“我是自由无产者，胸腔烧着一团烈火”之类的口号毫不感冒，至于韵律，还无力鉴赏，诸如：
敌方军官
那尖利的马蹄
重重地踩在
我的心头，心头
在一个荒凉的广场上，波钦基历史专家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富法耶娃欢迎了我们的到来。广场空旷得令人发慌，让人恨不得赶紧找个有东西可看可摸的地方。在那个星期天，图书馆——当地的文化殿堂特意为我们开放，里面刚巧有个展览：有人从德国寄来了拥有百年历史的水彩画，上面画的是当年的房屋和街道。这个德国家庭19世纪末曾在波钦基居住，我突然想到了儿时听到过的一个德国姓氏——格特林戈。那些画作画面很温馨，色彩很鲜艳；奥古斯塔·格特林戈——画作者们的姐姐曾经帮还是少女的太姥姥萨拉准备过中学考试，就在那边的一座曾经种满锦葵、挂着“药店”招牌、充满欢声笑语的小房子里。如今那里也有一间小房，但却浇铸了混凝土，门廊不见了，锦葵和雕花的门窗贴脸也不见了。20世纪初住着萨拉一家的那个停放着马车的大院子，原址何在已无人知晓。
就这些。只有这些。就像加利娅姑妈的日记，只有天气记录、食谱和电视节目清单。隐身其后的东西，摇摆着，嗡鸣着，却并不急于现身，似乎根本不打算这么做。接待方请我们喝了茶，带我们四处转了转。我的目光一直在地面搜寻，仿佛在寻找一枚硬币。
原先镇子的轮廓仍旧依稀可辨：为镇子所环绕的马市在帝俄时期曾是全县乃至全省最大的。我们穿过久远的马市广场，曾经广袤的空地如今树木林立，广场中心某地仍矗立着铅色的列宁纪念碑，但这片土地已久无人迹，它过于庞大，以至于很难被派上用场。在它的边缘有几所小房子，像是从水彩画上走下来的，带着些许潦草粗犷的改建痕迹。有人给我指出了另一个空白——在萨拉的兄长所罗门·金兹堡20世纪20年代的缝纫机铺子的原址处，如今空余一个方形沥青台基。我们在此地稍作停留，拍照留念：一群女人，棉衣棉帽，垂头丧气。风在吹。草场尽头，大道旁边，一座雕塑泛着银光：那是雄壮的种马卡普拉尔，它曾在此配种二十年。
越过鲁德尼娅河，驱车不久便可看到一座名垂千古的城市规划企业——禁卫军骑兵军团养马场，始建于普希金时代。这里更早些时候也养马，有阿尔加马克和诺盖种马、牡马、骟马，诺盖牝马和俄国马驹。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将其产业化。庞大的养马场，以其古典主义线条和如今开裂的白色墙皮，以其业已坍塌的中心塔楼，以其与方形场地镜面相对的大门，曾经力图成为帝国文明的支柱、捍卫彼得堡秩序的岛屿。它直至不久前的20世纪90年代才最终凋零。如今，其周围是一片荒地，被漫长的冬季舔得秃光。露天马厩里还剩下最后的马匹：棕红色，略显笨拙，浅色额鬃有些滑稽。它们不时抬起头，用鼻子来蹭我们伸过去的手掌。天空变得明晃晃的，云朵宛如流动的山脊，颜料剥落，露出淡粉的底色。
已经走到半路了，我突然想起来，竟然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这里肯定有公墓，已故宗亲的长眠之所，即便不是专门的犹太人公墓。司机飙到120迈，路标一晃而过：苏罗瓦基卡，别什兰。我赶紧打电话给富法耶娃。公墓早就没了，就像波钦基早已没有犹太人。但她知道有座坟墓，而且知道墓主人姓名。说来奇怪，他姓古列维奇——和我妈妈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