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下雪的时候，外祖父又把我带到了外祖母的妹妹家里。

“这对你只有益处，只有益处！”他对我说。

我觉得这年夏天我经历了许许多多，变老了，变聪明了，但是在这中间，主人家里也越发枯燥无味了！一家人依旧因为吃得太多，闹胃病，依旧彼此唠唠叨叨地讲着病情。老婆子照旧恶毒可怕地祷告上帝。年轻的女主人生下孩子以后瘦了，身子变小了，不过走起来还是像怀孕那个样子，慢腾腾的，老气横秋。她每次给孩子缝补内衣时，总是低低唱着同一首歌：

斯皮里亚，斯皮里亚，斯皮里东斯皮里亚，我的亲兄弟，我坐在雪橇上，斯皮里亚放在后座上……

要是有人进房里来，她马上就会停止歌唱，而且气呼呼地大声喊叫：“你来干什么？”

我相信除了这首歌之外，她不会唱任何一首了。

夜晚，主人们把我叫道屋子里，命令说：“喂，说说你在船上的生活吧？”

于是，我坐在靠近盥洗室门的椅子上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在这种别人不顾我的意愿硬塞进来的生活中，回忆另一种生活，心里倒是挺愉快的。我讲得忘乎所以，完全忘记了听众，但这样没多长时间，那些女人都没有做过轮船，她们打断我的话好奇地问道：“你说呢，这终归有点害怕吧？”

我不明白她们怕什么？

“轮船忽然开到深水区，会沉下去吧？”

主人咯咯笑起来，我虽然明明知道轮船绝对不会在深水区沉没，但总不能解释得让她们完全明白。老太婆相信轮船不是在水上航行的，而是像大车在地面走一样，轮子挨着河底开去的。

“既然是用铁造成的，在水里一定不能浮起来！斧头总不可能浮在上面吧……”

“铁勺不是在水中不沉吗？”

“这不能相提并论的，勺子很小，而且中间是空的……”

我讲到斯穆雷和他的书本时，她们就满心疑虑地望着我。老太婆说书都是傻瓜和犹太人写的。

“那么圣诗集呢？那么大卫王呢？”

“圣诗集——那是圣书呀！而且大卫王也为圣诗集向上帝请过罪。”

“这句话写在什么书上？”

“写在我手掌上，我要打你的后脑勺，让你知道写在哪里！”

她没有不清楚的事，而且无论说到哪里，她都显得胸有成竹，说得斩钉截铁。

“佩切尔街上死了一个鞑靼人，嘴里淌出黑色的灵魂，黑得就跟焦油一般。”

“灵魂是一种精气呀！”我说。

但是她蔑视地嚷：

“谁说鞑靼人的灵魂也是精气？傻瓜！”

年轻的女主人也害怕书籍。

“念书很是不好，特别是年龄尚轻的时候，”她说，“我老家格列别什卡那儿，有一个好姑娘，一天到晚泡在书堆里，某天爱上了一个副牧师。副牧师的老婆可让她颜面无存，而且是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

有些时候我会引用斯穆雷书中的一句话——他的书籍中，有一本前后都缺了页的，其中有这样说道：

“老实说，谁也没有发明过火药，像往常一样，它是一系列长期细小的观察和发现的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特别喜欢那两个词组成的词组：“老实说”。我感到这几个字很有力量。但是这个词语时常害我碰壁，说来让人发笑。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事：有一天，主人们提议要我再讲点轮床上的事，我回答说：“老实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他们听到这个词语异常惊讶，喊起来：“什么，你说什么？”

接下去四个人齐心一致地哈哈大笑起来，口里翻来覆去地说着：

“老实说——哎哟。”

连主人都对我说：

“你用得并不算高明呀，怪物。”

从此他们很长时间都叫我：“喂，老实说，去把孩子弄上屎尿的地板擦干净呀！老实说……”这种无意义的揶揄，让我并不生气，只是使我觉得很是奇怪。

我生活在一种叫人头昏目眩的苦闷的迷雾之中。为了战胜这种苦闷，我尽力争取多干活。在这儿不会没活儿干：家里有两个婴孩儿；保姆又不能满足主人的期许和要求，老是调换，我就要照料婴孩儿。每天洗婴儿的尿布，每周还要到“宪兵泉”去洗衣服。那里的洗衣女嘲笑我说：“怎么，你干起女人家的活来啦？”

有时候气得我用湿衣服拧成条子打她们。她们也同样对付我，不过同她们在一起，倒是挺开心、挺有趣的。

“宪兵泉”顺着一条深沟的流入奥卡河。这条深沟把古代神灵雅里洛命名的原野和这边的城市区分开来。每到春祭节，市民们就在这块田野举行狂欢。据外祖母讲：她年轻的时候，人们还信奉雅里洛神，拿祭品来祭奠他；他们带来了一个轮子，用浸透松脂的棉絮包着，点上火然后推下坡去。大家喊着嚷着唱着，看着轮子能不能一直滚到奥卡河。假如能一直滚到河里的话，那就说明，雅里洛神已经接受了祭礼，这年的夏天定能够风调雨顺。

洗衣女一般都是打雅里洛来的，全都是生性活泼、明眸皓齿的女人。她们了解城市，听她们讲雇她们的那些商人、文职官员和军官们的故事，非常有趣。在冬天，用冰冷的溪水洗衣服，是一种艰辛的苦工，所有的女人手都冻坏了。她们在遮不住风雪到处都是缝隙的旧木板小屋檐下，弯着腰在木槽里引进的流水中洗衣服，脸庞冻得通红，湿手指僵硬得不能弯曲，眼睛里落下泪水，可这些女人还是滔滔不绝地说话，相互转告各种各样的故事，对什么人和事，都显得特别的勇敢。

最善谈的一个，叫纳塔利娅 · 科兹洛夫斯卡娅，三十几岁，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健康的妇人，眼睛里藏着一种嘲笑，说话特别的尖刻。她受到全体女友们的注意，她们友什么事都同她商量，尊重她干活麻利、衣着整洁而且肯将女儿送进中学。每当她背着两篮湿衣服，弓着背从溜滑的小道上走下来时，遇到她的人，总是笑容满面地，关系地问她：“女儿怎么样？”

“还好，谢谢！上帝保佑，她正在学习呢！”

“你等着瞧吧，她会当太太的！”

“叫她读书，就是为了以后能当太太。那些保养得很好的老爷太太们是打哪儿来的呢？都是从我们中间产生的，从黑土地里来的，还能从哪里来呢？学问学得强，手臂长得长；手臂长了，东西捞得多；东西捞得多，工作就光鲜……上帝送我们来时大家都一样，都是傻孩子，我们回到上帝那里要做睿智的老人，就不得不学习。”

她说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注意倾听她那有条有理、信心十足的话。大家当面背后都赞美她，对于她的辛苦耐劳和头脑精明都表示惊讶，但是却没有谁跟着她学。她把长筒靴的棕色皮筒子剪下一段，缝在袖口上，这样她不必把袖子管卷到肘弯上，也不会弄湿了。大家都说她想的办法好，但谁也不学她的样子给自己做一副，而当我做了的时候，她们就笑我：“哎哟，你从女人手里偷小聪明！”

大家提到她的女儿：

“哟，那可了不得啊！将来又会多一个太太了！容易吗？说不定没学完就死去了呢！……”

“一个人有了学识，也难免过得不是很好。你瞧，巴希洛夫家的女人，她念了那么多书，念书念书，结果念到自己去当女教员。女教员，就是老处女的代名词……”

“这话也不错，没有学识不要紧，只要有那么一点儿可取之处，也一样能够嫁男人……总而言之，女人的智慧，不在乎头脑……”听她们说自己那么没羞没臊，我觉得奇怪，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我知道水手、兵士、土工们怎样谈论女人，也见到男人们互相吹牛，说自己骗女人的伎俩多么高明，跟她们的关系怎么才能长久。我觉得他们好像把“娘儿们”当作冤家对头。但从男人们洋洋得意的神情中，总能看出几分，那些吹嘘自己胜利的言语里，虚构多于真实。

洗衣女工相互不谈自己的爱情故事，但从她们谈男人的那些话里，我听出了一种令人发笑的凶恶感，而且我觉得这种感情大概是真实的。我想：说女人有一种魔力，或许是对的。

“男人家管他怎么胡闹，任他怎样同别人交好，到头来，还是要回到女人身边来的！”有一次，纳塔利娅这么说。

一个老婆子用着害伤风般的声音，对她叫喊：

“不到娘儿们身边还能去哪里呢？修道士也好，苦行僧隐道士也好，都得离开上帝跑到我们这里来的……”她们在山沟底部，在那连雪白的冬雪都掩盖不住的肮脏的山沟里，在如泣如诉的潺潺水声中，在湿漉漉的破衣烂衫的捣击声中，谈论着关于一切民族和种族由来的秘密。

这些话在我的心里激起一种战战兢兢的厌恶感，使我的思想、感情，远远地离开那些令人讨厌地出现在我周围的“浪漫行为”。从此“浪漫”这个概念在我的脑海里，便牢牢地与肮脏、放荡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不管是在深沟里洗衣女子做伴，在厨房里和勤务兵在一块，还是在地下室里跟土工一起，都要比困在家里有意思得多。因为家里的言语、思想、事件都是那么老一套，千篇一律，没有变化。主人做的仅仅是吃和睡，从早到晚，忙忙碌碌，跳不出做饭和准备睡觉这个圈子。他们谈罪恶，谈死亡，并且他们怕死怕得要命。他们好比石磨上的谷粒，争先恐后地前拥后挤，每时每刻准备着立刻在磨里被研成粉末。

空余时间，我就去棚房里劈柴，希望独自一人待一会儿，但我很少成功，因为那些勤务兵的常来这里，讲他们院子里的生活情况。

到柴棚来找我次数最多的，就是叶尔莫欣和西多罗夫两个人。

叶尔莫欣是一个瘦高驼背的卡卢加人，全身长满粗大结实的青筋，头很小，眼神混沌。他很懒，蠢得让人恼火，动作缓慢，很不灵活。一见到女人，就像牛似的哞哞叫，身子向前弯去，好像他想倒到那女人的脚下似的。他没用多长时间就把厨娘女佣弄到了手，院子里的人都感到惊奇，自叹不如。他有熊一般的气力，谁都害怕他。

西多罗夫是图拉人，也很瘦，他总是一副悲伤的样子，说话轻言细语，咳嗽小心翼翼，两只眼睛总是怯生生地亮着，很喜欢朝黑暗角落里望，无论在轻声地说话，还是在默默地静坐，总是呆瞧着最黑暗的角落。

“你在看什么呢？”

“说不定会跑出一只老鼠来呢！……我喜欢老鼠，它跑来跑去，总是那么静悄悄的，一点响声也没有……”

我时常代那些勤务兵写家书，写情书，这工作真有意思。但是在这些人之中，我最乐意代西多罗夫写信。每逢周六，他肯定要给在图拉的妹妹写一封信。

他把我喊到他厨房里，靠桌子边和我并排坐下，然后伸出手掌，使劲抚摸剪短了头发的脑袋，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好，你写吧。开头和往常一样：

我的最亲爱的妹妹，祝你长寿。

接着再写：

一个卢布收到了，不过你不用寄钱来了，谢谢！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过得很好。”

他有些尴尬和我解释说：“即便我过得很糟糕，跟狗一般。不过，这一点你不要写，你只写好就是了。她只有十四岁，没有必要告诉她。现在你自己写吧，照着人家教你的那样写……”

他从左侧朝我压来，对着我的耳朵呼吸，散发出一股灼热的口臭味，然后悄悄地说：“叫她不要让年轻的小伙子拥抱，千万不许他们摸她的胸。你再写：

‘如果有人对你甜言蜜语，你不要轻信他，这是她想欺骗你，糟蹋你……’”

他竭力忍住咳嗽，灰色的脸庞充着血。他鼓起腮帮子，泪水涌到了眼睛里。他在椅子上怎么也坐不住，不住地推我。

“你不要打搅我呀。”

“不要紧，你写：

‘……尤其是那帮老爷们，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他们都是骗年轻姑娘的高手。他知道自己说话的力量，什么话他都说得出来。你要是相信了这些人的话，就会被他们卖到妓院里去。还有，你要是能攒下钱，就交给神父，假若他是好人，肯定会替你好好保存起来的。不过，最好你自己把它埋到地里，不要让任何人瞧见，可是你得记住埋在什么地方。’”

听着这被厨房气窗洋铁皮吱喳声压倒的低语是很不好受的。我扭过头去，瞧瞧煤黑的炉口，瞧瞧满是苍蝇屎的餐具橱。厨房脏得很，遍地都是臭虫，到处散发着呛人的煎油味、煤油和煤烟味。炉上的碎木柴中间，油蟑螂蠕蠕地爬走，烦闷袭人。这个兵士和他的妹子，可怜得几乎令人掉泪水。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难道这样生活好吗？

我不再理会西多罗夫的唠唠叨叨，自己写着，写的是生活上的痛苦和心里的烦闷。他叹一口气对我说：“写得不少了，谢谢你！现在她应该知道要怕什么……”

“什么也不用怕。”我很生气地说，其实我自己就害怕许多东西。

兵士咳嗽了几声，笑笑说：

“你真是怪物。怎么不怕呀？老爷们啊，上帝啊，……还多着呢！”

收到妹妹的信后，他就心神不安地说：

“请念给我听听，快些……”

于是我便把一张写得歪歪扭扭的、简略空洞得使人遗憾的信给他连念了三遍。

他和蔼而又善良，但对女人跟全部的人一样，像狗一般的粗鲁和简单。我有意无意地从旁观察过他与女人的关系，这些关系从开始到结束都当着我的面，往往都以惊人而又令人厌恶的速度发展着。我遇到过西多罗夫开始如何向女人讲述军队生活的痛苦，引起她的怜悯；接着用甜言蜜语把女人迷倒；从这以后，就把自己的胜利，说给叶尔莫欣听，就像喝了苦药一样皱着脸，吐着口水。这刺伤了我的心，我气愤地问这个当兵的：“为什么你们都欺骗女人，对她们说谎，接着玩弄她们，再把她们让给其他人，还常常殴打她们呢？”

他只是嗤之以鼻轻蔑一笑，这样说：

“你不要关心这些事情。这都不好，这是罪过！你还小，干这种事对你来说还太早……”

不过有一次，我却得到了明确的答案，让我铭记于心：“你以为女人不知道我欺骗她妈？”他如是说。眨着眼，咳嗽了一声：“她知道，她自己就希望有人骗她。干这种事，大家都撒谎。这种事大家都觉得害臊，谁都不爱谁，都不过是胡来罢了！这是一件真正的不要脸的事情，往后总有一天你自己也会知道的。但是要选择在晚上，就算是在白天，也必须在黑暗地方，在柴棚里。是呀，正由于这个，才给上帝撵出了天堂。正由于干了这种事，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不幸的……”

他说得那么好，那么忧伤，并且带着忏悔的神情。因此我对于他的罗曼史，也就稍微原谅了一点儿，我对他比对叶尔莫欣更加友爱。我讨厌叶尔莫欣，特意用一切手短嘲弄他，激怒他。他常常不怀好意地跟着我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只是由于不灵活，他的企图才很少得逞。

“这种事是禁止的呀！”西多罗夫说。

禁止，我是很明白的。但我不太相信，人只是为了做这种事儿才不幸的。不多，我的确见过人们的不幸，但仍然不相信这句话，感觉到恋爱着的人们所特有的一种温情，瞧着这种内心的喜悦，常常觉得非常舒服。

但我记得，生活还是变得愈发枯燥而残忍了。我感觉他就像是照着我天天所见的形式和关系，凝滞了。我想不出有可能出现比我好的生活，像每天都不可避免要出现在眼前的更好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兵士们给我说了一件事情。让我忐忑不安。

这院子里住着一个在城里一家高等服装店工作的裁缝。他为人谦虚，性格文静，是个非俄罗斯族人。他的太太长得娇小，没有孩子，从早到晚只在那儿读书。住在这样喧嚣的、满是酒徒的院子里，这两人毫不引人注目，悄无声息地生活。他们不接待客人，自己也从不到哪家去串门，只在节日去戏院。

丈夫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迟回来。太太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每星期去两次图书馆。我常常见到她摇晃着身子，迈着小步子，脚像有点跛似的，走在堤坝上，像中学女生那样，用皮带捆着几本书，提在手里。小小的手上戴着手套，显出质朴、快活、整洁、清爽的模样。她长着一张鸟儿一般的脸，闪动着一双敏锐的眼睛，打扮得很美丽，跟摆在梳妆台上的瓷人儿很相似。士兵们说她右侧缺少一根肋骨，所以走起路来，晃得很奇怪。但是在我看来，这倒反而看起来更好看，使她跟这院子里其他太太们——那些军官太太。能够马上区分开来。

院子里的人纷纷议论着这位裁缝的娇小的太太有神经病，有人说她读书读得失去了理智，读到了不能干家务活的地步。上市场买东西，嘱咐厨娘做中餐晚餐的菜，都得由丈夫来打理。那厨娘也不是俄罗斯人，她性情抑郁，一只眼睛总是通红的，而且总是湿的，另一只眼睛则眯成了一条粉红色的小缝。但是太太自己——人们这样议论着女主人——连牛肉做的和猪肉做的菜也分不清：有一次去买茴香，却买回来辣根。你想想，这有多么可怕啊。

他们三人在家里像是互不想干的陌生人，似乎是偶然落进这个大养鸡场的笼子里的。又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几只白头翁，它们由于怕冷从气窗口钻进了一户又闷又脏的住宅。有一天，勤务兵们跟我说，那些军官老爷想出了戏弄这位小裁缝太太的恶毒把戏……他们几乎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给她送去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他们如何爱她，她如何的美丽，他们又如何的痛苦。她给他们回信，要他们别去打搅她，并且对自己让他们难过道歉，她求上帝帮助他们不要在想念她。拿到回信以后，军官们围在一块高声朗诵，嘲笑一通，接着大家又借用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再给她写信。

在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时，那些勤务兵也笑了，而且大骂裁缝师傅的老婆。

“倒霉的傻婆娘，瘸腿的娘儿们！”叶尔莫欣粗声粗气地说。西多罗夫低声附和着：

“任何女人都喜欢人家去骗她，她心里什么都清楚……”

我不信裁缝的太太知道人家在笑话她，于是决定马上把这事告诉她。乘她家厨娘去地下室的空隙，我从后楼梯跑进这娇小女人的屋子里。我先来到厨房，厨房里没有人，又来到起居室。裁缝的太太坐在桌边，一手端着一只笨重的镀金茶杯，另一手拿着一本摊开的书。她见我吓了一大跳，赶紧把书压在胸前，开始声音不高地叫道：“你是谁呀？奥古斯塔！你是谁呀？”

我开始颠三倒四地对她迅速说了起来，以为她会把手中的书或者茶碗朝我扔来。她穿一件下摆缀着丝绒边，领子和袖口钉着花边的天蓝色的室内服，坐在一张宽大的红色圈椅上。淡褐色的头发卷曲地披散在两肩，像一位天使。她靠在椅子背上，凝视着我；起初有些愤怒，后来露出了惊讶的微笑。

当我把想说的话都说完时，已经失去了勇气，便转身对着房门。这时她对我叫了一声：“等一下！”

她把茶杯放进托盘里，把书摆回桌上，接着两手交叉，用大人的低嗓音说：

“你是个多么奇怪的孩子……过来。”

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她抓起我的一只手来，用她冰冷的小指头抚摸着，问道：

“没有谁叫你来告诉我这个吗，啊？那好，我看得出来，我相信，是你自己来的……”她放开我的手，闭上眼睛，低声慢慢地说：“原来那些下流的士兵在谈论这个。”

“您得搬出这套房子。”我郑重其事地劝她。

“为什么？”

“她们会害你的。”

她开心地笑起来，接着问：

“你上过学没有？喜欢看书吗？”

“我没时间读书。”

“要是你喜欢读书，时间总是可以找到的。好啦，谢谢！”

她把握着的手指伸到我的面前，里边是一个银币。收下这个冰冷的东西，我觉得不好意思，但又不敢拒绝，临走时，就把它放在楼梯扶手的柱顶上。

我从这个女人那里带走的，是一个深刻的印象。就像清晨的曙光照耀在我的眼前。因此，有好几天时间，我都生活在快乐之中，想着那间宽敞的屋子，和住在这屋里的犹如天使一般的、身着天蓝色便服的裁缝的太太。她身边的一切，都美得叫人无法认识，一块华丽的金色地毯铺在她的脚小，冬天的白昼，透过银色的窗玻璃照进来，靠在她身边取暖。

我想再看她一次，并且又见到她。她两手也是捧着书，但她的一边面颊扎着一块红色的头巾，一只眼睛肿着。当她拿起一本黑色封面的书递给我时，嘴里含糊地不知说了什么。我拿了书，烦闷地走了。书里有杂酚油和洋茴香水的气味。我把书藏在阁楼上，用一件干干净净的衬衫包着，害怕被主人们拿去弄坏了。

主人家订了一份《田野》周刊。那是为了看其中的服装裁剪式样和得奖用的，并不打算阅读。所以看了上面的画片以后，就仍在卧室的橱柜顶上。直到年底，把它们装订打包再塞进床底下。主人还订了一份《俄罗斯信使报》，晚上一面读，一面骂：“光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真无聊……”

星期六，在阁楼上晾衣服的时候，我想起了那本书，于是将它拿出来，把包打开，读了书中开头的一行：“房屋也和人一般，各有自己的面貌。”

这句话的真实性让我感到极其吃惊，于是我站在天窗边看起来，一直看到身体冻僵才罢休。等到晚上，主人们都做晚祷去了。我把书拿进厨房里，埋头瞧瞧秋天落叶一般的黄沉沉的旧书页。就是这些书页却很容易地将我带到了另一种生活之中，使我熟悉新的人名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让我看到了心地善良的英雄和阴险的坏蛋。他们不像我看厌了的那些人。这本书是格拉维埃 · 德 · 蒙特潘的小说。跟他的所有长篇小说一样——很长，人物和事件非常多，描写着奇异的飞速变化的生活。这本小说写得非常简单明了，字里行间好似藏着一绺光，明白地照出了善事与恶事，使读的人即热爱又憎恨，聚精会神地关注着紧密纠缠在一块的人们的命运，并且使人通通遗忘了这发生的事件仅仅是纸上的玩意，马上焦急地想去帮助这个，阻止那个。斗争的起伏不平，使人忘却了一切，使人常常处在读这一页的高兴心情和读另一页的悲伤心情的交替之中。

我看得出神了，猛然听到大门外拉铃的声音，一时还不能够知道这是谁在那儿拉，为什么？

蜡烛几乎已经燃完。今天早晨自己才清除过的蜡盘，又只剩下蜡油了。我得每时每刻注意着的长明灯的灯芯，也落进灯油里熄灭了。我在厨房里上蹿下跳，慌忙地消灭掉我的罪迹，把书塞进炉炕下的空隙里，重新点燃灯芯。保姆从起居室里蹦出来：

“你耳朵聋了吗？有人按铃啦！”

我赶紧跑去开门。

“你贪睡了？”

主人严厉地问。他的太太一面重手重脚地走上楼梯，一面埋怨我害她得了伤风。老太婆则破口大骂。到了厨房里，她一眼就看到了那只点完了的蜡烛，便开始审问我干什么事去了。

我就像从高处跌下来一动也不能不动，呆站着不作声。我只担心，她会发觉那本书，但她仅仅骂着，说我会把房子烧掉。等主人夫妇俩一下来吃晚饭，老婆子立马向他们打报告：“你们瞧，一支蜡烛点完了，连房子也会给烧掉的……”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四个人全都摇动起锯子般的舌头来骂我，向我提前我以前有意无意犯下的种种罪过，用死亡来威胁我。

但是我清楚得很，他们说这种话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仅仅闲得无聊。让人不解的是，把他们同小说之中的人物对比一下，竟是那么虚无，那么好笑。

这时候我爬起来，从炉下空隙之中取出书，走到窗户边。夜色很好，月光照进窗户，但字体太小，毕竟瞧不分明。不过丢开不看也实在不忍。我从架子下面取出一只铜锅，让它把月光反射到书上来，结果却更糟、更黑，反而一点也看不见了。于是我爬到墙角底下的凳子上站着，凑近圣象，借着长明灯的光读了起来。谁想看累了，趴在凳子上睡着了。我被老婆子的骂声和推搡惊醒。她拿过那册书，朝我肩头猛打。她赤着脚，只穿一件衬衫，气得满脸通红，长着棕红色头发的脑袋，疯狂地往上甩动着。维克托在床上叫嚷道：“妈，你快别嚷啦！日子真没法过了……”

“糟了，书肯定会被她撕碎了。”我想。

“你从哪里弄来的书？”

两个女的吵吵嚷嚷，相互抢着说。维克托疑惑地把书页嗅嗅说：

“有香水气味，真的……”

他们听说这本书是神父的之后，又把书重新看了看，诧异而气愤地说，神父也看小说？但是这总归让他们略微放心了些，虽然主人对我大谈看书的危害，谈了好长时间，“就是他们那些读书人炸毁了铁路，想炸死……”

主妇又愤怒又恐惧地对丈夫喊：

“你发疯啦？你给她说什么呀？”

我把《蒙潘特》拿到士兵那儿去，告诉他是怎么回事。西多罗夫把书接过去，默默打开小箱子，拿出一条洁净的毛巾，包住小说，放进箱里，接着说：“别听他们的，你来我这里读吧，我谁也不告诉！要是你来我不在，钥匙挂在圣象后面，你打开箱子读就是了！……”

主人们对待书的那种态度，立刻使得书在我眼中有了一种重要而神秘的地位。至于那些什么“读书人”炸坏了铁路、想暗杀谁，这种事我没有兴趣。不过我想起了神父在我们行忏悔礼时提到的问题，想起了中学生在地下室里读书的情景，以及斯穆雷所说的“正经书”来；同时也想起了外祖父所讲的会使妖术的阴谋家的故事：“洪福齐天的皇帝亚历山大 · 巴夫雷奇执政的时候，贵族们被妖术和自由思想引诱了，那些奸党试图把全俄国人卖给罗马教皇。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军务达成、沙皇最宠的佞臣）将军把他们当场捉住，不管他们的官职爵位，把他们通通送到西伯利亚流放去了。他们就像蚜虫一样全都死在那里……”

我又想到“挂满星星的恩勃拉库伦”和“格尔瓦西”，还有那庄重和好笑的话：

“愚蠢的人们呀，你想知道我们的事情，你们这样懦弱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

我觉得自己正站在某些伟大的秘密的门口，那使我开始像疯了似的生活，一心想把那本书看完，生怕他在士兵那里丢失，或者被他马马虎虎弄坏了。那我怎么向裁缝的太太交代呢？

老婆子总是紧盯着我，不让我去勤务兵那边，骂我：“书迷！书不教人学好！你看那个热爱念书的女人，连上菜市场都不会，只会同军官们勾勾搭搭，白天都接待他们，我知——知道！”

我真想大声同她争辩：“你胡说！她没有跟人调情……”

但是，我不敢替裁缝太太说好话，万一让老太婆猜到书是她的呢？

我发了好几天呆，神思恍惚，焦急忐忑不安，连觉也睡不着，担忧《蒙特潘》那本书的命运。有一天，裁缝家里的厨娘在院子里把我喊住：“把书还回来呀。”

中午饭过后，我趁主人们都午睡了，跑到裁缝太太那儿去。我神情尴尬，心情压抑。

她和第一次一样招待了我，仅仅换了衣服——灰色的裙子，黑丝绒上衣，裸露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绿松石的十字架。她犹如一只雌灰雀。

当我告诉她我没能读完，而且别人禁止我读书时，委屈和见到这个女人的高兴心情，使我两眼充满了泪水。

“呸，这些人多么无知。”她蹙了一蹙细长的眉毛，说：“你那个主人，还有一张挺有意思的面孔呢。你别难过，让我想想，我给他写封信吧！”

这话反倒让我吓了一跳。我向她解释，我对主人们说谎说那本书是从神父那借来的，没敢说是从她这儿借的。

“不必了，您别写信！”我求她，“他们会嘲笑您，谩骂您的！您知道，院子里的人，没有哪一个喜欢您，大家都嘲笑您，说您是个小傻瓜，说您缺少一根肋骨……”

我一口气把这些话说完之后，才发觉说得太多了，后悔说了使她难受的话——她紧咬着上唇，跟骑在马上一样，打了一下自己的胯部。我发窘了，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但是裁缝的太太朝椅子上一坐，爽朗地大笑，反复说：“啊，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反复问自己，同时目不转睛地仔细望着我，然后叹息一声说，“你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孩子，很……”我照了照她身边的一面镜子，看到了一张高颧骨、宽鼻子的脸，脑门上一大块青痣，头发由于很久没有理，绫乱地支在头顶——这就是那个叫做“奇怪的孩子”吗？这个奇怪的孩子，同这位纤细的瓷人儿没一点儿相仿的地方。“我给你的小钱，你当时没拿吧？为什么？”

“我不需要。”

她叹了口气：

“唉，有什么法子呢？如果他们不允许你看书，你就到我这儿来，我给你书看。”梳妆台上放了三本书，我拿的是一本最厚的，我愁闷地瞅着书。裁缝太太把她那小小的桃红色的手递给我：“好啦，再见吧！”

我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她的小手，赶快走掉。

别人说她什么也不懂，这句话也许是对的。明明二十戈比的硬币，她还说是一点儿小钱，真是跟孩子一样不懂事。

但是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