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又回到了城市，住在一幢白色的房子里。它倒是像一个用来堆积许许多多死人的大木匣。
房子虽然是新房子，但却有点像患了水肿病而浮肿的病人的样子，就像一个叫花子突然发了大财，于是拼命吃喝终于发胖了一样。房子靠街，每层楼有八扇窗子，正面每层四个。楼下的窗子对着羊肠的甬道和院子，楼上的窗子可以越过墙头看见洗衣工的小房和脏乱不堪的洼地。我惯于理解的那种大街，这里是没有的。
房子前方有一大片肮脏的洼地，中间有两道极狭窄的土堤。洼地的左边直通囚犯改造场，院子里的垃圾尽往这沟里倒，所以它的底部积着一层深绿色的污泥；洼地右边的尽头是一方堆满泥浆的池塘，挥发着令人厌恶的恶臭。
洼地的正中，正对着我们的房子。洼地里有一半堆积着垃圾，还长满了荨麻、野牛蒡和蜜酸蘑。而另半边是多里梅东特 · 波克罗夫斯基神父的花园。园里修建了一个凉亭，是用很细的薄木板做成的，漆着绿色的油漆。如果拿石头砸到亭子里，那快薄木板毫无疑问会被砸倒。那地方极端乏味，也脏得不能再脏。
秋天让这一片堆满垃圾和脏泥的洼地变得更加肮脏不堪，上面像抹了一层油脂，脚踏上去就会被粘住。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竟有这么多的肮脏的东西。尤其是我习惯了旷野和森林的干净，现在对这小城镇的环境，更不习惯了。面对洼地的是一道陈旧的灰色围墙，中间好像露出一座棕色的小屋。去年冬天我在鞋铺里当伙计时就睡在那屋子里。
这房子离得这么近，使我更加感到压抑。为什么我又要住到这条街上来呢？
我认识这家的主人，他跟他兄弟两人，原来常到我妈妈那里做客。那位兄弟，嗓子尖得很是可笑，总是喊着：“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两个都同过去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哥哥长着鹰钩鼻子，披着头发，面目和气，看起来还算顺眼。兄弟维克托仍然是一张马脸，长满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脾气很爆裂，喜欢朝闹。哥哥已经结婚，他的妻子长着一头秀发，皮肤白得像个小麦面包。她生着一双大眼睛，颜色很黑。
刚去没两天，她就连续说了两次：“我以前给你母亲一件镶珠边的丝绸斗篷……”
不知为何，我从不相信她会赠送东西给别人，也不敢想象我妈妈会接受她的礼物。
当她再一次对我提起这件斗篷时，我就劝她：“已经送了，你也不用再显摆个没完没了啦~”
她惊恐地从我身边走开了：“什么，你在和谁说话呢？”
她满脸的红斑气得连城了片，眼珠子也凸起来好像金鱼一样，喊她的丈夫。
他来到厨房，两手捧着一个圆规，耳朵上面夹一支铅笔，听完妻子的话后，他对我说道：“你对她或者别的什么人说话，都得用‘您’，否则太没礼貌了！”
接着，有些不高兴地对他妻子说：“你也犯不着为这些小事来打扰我！”
“怎么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鬼亲戚呀！”她丈夫大声嚷道，然后就走开了。
我了解到外祖母的亲戚居然是这样的人，比外人还差些。不管什么丑事，他们都互相了解，比外人更细致，说起坏话来也更恶毒，打打闹闹更是最常见的事不过了。我很欣赏男主人。他总是十分潇洒地把长发往耳朵后边一甩。见到他的样子，我就联想到那位‘好事情’。他经常心满意足地发笑，一对灰色的眼睛便露出憨厚善良的表情，他的鹰钩鼻子旁边那些引人发笑的皱纹，就有趣地颤动起来。
“你们这些老小孩，别吵了！”他脸上透露着和气的笑容，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对他的妻子和母亲说。
婆媳俩每天都吵架。我真难以想象她们如何那么容易地那样快地斗起嘴来！
一清早起，她们头发也没梳，衣服也没扣就开始在各个房间奔来奔去，好像家里起了火似的。直到坐下来吃午餐、喝午茶和吃晚餐的时候，才能稍微停一会，除此之外，每天总是忙个不停。她们每次都吃得多，喝得多，总要喝到酩酊大醉火累到筋疲力竭了才停下来。吃饭的时候，她们就谈吃食，懒洋洋地相互对骂几句，为吵架作准备。不管婆婆炒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母亲可不是这样做的。”
“不这样烧，那一定不能好吃！”
“不，好些！”
“好，那你就快找你妈去。”
“但我是这里的管事儿的呀！”
“哼，那你以为我是谁？”
此时，主人打断她们说：
“好啦，好啦，你们都不小了！还发疯了吗？”
屋里的一切都难以言传的奇怪和可笑：从厨房到餐厅，要通过这所房子里唯一一间狭小的盥洗室，拿着茶水或饮食到餐厅去，都一定得经过这儿。因而盥洗室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发生各种滑稽幽默故事的重要场所，时常会引出一些可笑的误会。向盥洗室水槽里加水是我的任务。我睡在厨房里，靠近正门门廊的门口，又正对着去盥洗室的门。因此每晚睡觉时，我只好把擦鞋底用的粗地毯都叠在一起，盖在两条腿上。大厅的墙壁上挂着两面镜子，几张《田野报》赠送的海报装在银边相框里，一张麻将桌，十二把弯曲的椅子，厅里面空荡荡的，叫人觉得乏味。一间小会客室里，放着各种各样的家具，一两个透明厨窗里摆放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房里装着三盏灯，一个比一个大。没有窗子的寝室里黑乎乎一片，除了放着一张很大的床之外，还有衣橱和衣箱，挥发这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平时总是空着的，一家人都住在小餐厅里，别别扭扭的！八点钟，喝过早茶，主人弟兄俩马上把桌子搬好，铺开白纸，搁上仪器匣、铅笔、砚台，便面对面坐下着手工作。桌子常常晃动，因为它把整个房间几乎都占去了，每次主妇根奶妈从婴儿室里走出来，身上就会碰到桌角，使他们不能正常工作。
“你们别老在这儿打转！”维克托叫喊起来。
女主人觉得受了委屈，她要求丈夫：
“瓦夏，你叫他别对着我嚷嚷！”
“你不碰桌上就好了嘛。”主任心平气和地对她说。
“我怀着孩子，这里又挤……”
“好吧，我们到大厅去好了。”
这个时候，主妇就会大声嚷嚷起来了：“天哪——，哪有人在大厅里工作的？”
在通往盥洗室的门口，马特廖娜 · 伊凡洛芙娜那凶巴巴的被炉火烤红了的脸颊露了出来，她提高了分贝说：
“瓦夏，你看，你在工作，可她霸占四间房还不能生崽子。真是山里的贵妇人，就那么一点儿小算盘……”
维克托转过头去心怀不轨地讥笑，主人大声叫道：“行啦！”
媳妇给婆婆送去的事一顿恶毒的臭骂，把婆婆骂得狗血淋头，她自己则倒在椅子上，呻吟着说：“我走，我去死！”
“别打然我工作！活见鬼！”主任气得脸通红，狂吼道：“这里变得真是糟糕，还不如疯人院，我为了你们，为了养活你们不是连腰都累弯了吗？噢，老母鸡……”
开始，这种争吵让我感到恐惧，特别是当主妇拿了一把菜刀，躲进盥洗室，把两边的门关上，然后在里面放声嚎啕的时候，简直把我吓死了。屋里变得死一般静寂。
后来，主人把两只手伏在门上，弯着腰对我说：“快， 往上爬，把上边的天窗打碎了，把门打开！”
我赶紧爬到他背上，砸烂了门上面的玻璃。当我弯下身子，主妇就用刀柄猛力地敲我的脑袋——但是，我最终还是弄开了门锁。
主人一边打开门，一边把妻子拖到餐厅去，夺下了餐刀。我坐在厨房里揉摸被打的脑袋时，我很快就猜到：我是白费力气了，原来那边餐刀钝得厉害，连面包都切不动的，更何况是人的身体，无论如何都是伤不了人的，而且，更不必爬上主人的背，只要站在桌子上，就能把玻璃打破了；至于那门锁，打人的胳膊长，打开门要比我方便得多。
从这次事件以后，这个家里的争吵就不再使我感到害怕了。他们两兄弟参加了教堂里的唱诗班，有时候他们边工作边轻声哼着歌曲。
哥哥用的是男中音，一开头唱：
心爱的姑娘送我的戒指，我把它掉进大海里去了……
弟弟的男高音加了进来：
跟着这戒指儿一道，我人生的幸福也断送了。
从婴儿室里，传出了主妇低沉的声音：“你们精神失常啦？孩子在睡觉……”
要不就说：“瓦夏，你已经是有妻室的人了，再唱姑娘、姑娘的，你想干什么呀？晚祷的钟声就要响了……”
“那咱们唱教堂里的曲子……”
但女主人教训他们，说教堂里的歌随便在什么地方唱诗不合适的，“而且这里还……”她雄辩地用一只手指指着那扇小小的房门。
“我们一定要换个地方，不然——真是活见鬼！”主任说。他嘴上虽然这么说，可心里一直没有替代的打算。他也说打张新桌子，这句话，他说了有三年了。
听主人们说道别人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鞋店来，那里的某些地方倒好像跟这里有些相似。我很清楚，这家的男女主人也自认是城里的优秀人物，他们了解最准确的行为规则，他们就依据这些我所不了解的规矩，对所有的人作冷酷的审判。这种审判，引起了我强烈的怨恨和憎恶。破旧迎新，早已变成我的一件乐事了。我要干的活很多：我要干使女干的活，每星期三洗刷厨房的地板、洗茶具和别的什么器皿；每星期六冲洗所有住所的地板和两旁的楼梯，同时还要把烧炉子的木材劈好、搬好，洗碗碟，洗菜，随女主人上菜场，跟在她后面把买来的一大筐东西担回来，以及跑商店，跑药店等等。我的顶头上司是外祖母的妹妹。她是个爱吵爱闹、发起火来谁也止不住的老太婆。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了，匆匆忙忙地洗一把脸，只穿一件内衣，就跪在圣象面前，向上帝抱怨自己的日子、儿子和媳妇。
“上帝！”她把手指聚在一起放在额头上，带着哭腔说，“上帝呀！我什么也不求，我什么东西也不要，只求你让我休息一下。凭借您的神力，让我得到宁静吧！”
她的哭声把我吵醒了。醒来以后，我从被子下面望着，怀着害怕的心情听着她热烈的祈祷。秋天的早晨又蛋蛋的阳关，透过雨水打湿的玻璃，射进厨房里来。在阴湿的冰冷的地板上，一个灰色的人影，不安地用一只手画着十字。她的头巾老是从她的脑袋上滑落下来。头上露出灰白的头发，一直披散到脖子和两肩处。头巾就那样时不时地从头上滑下来，她就用左手一次次猛力地把它拽回原位，嘴里叨叨地咒骂：“嘘，真讨厌！”
她大臂一挥拍打着前额，然后拍打腹部、肩部，又含含糊糊地说了起来：“上帝，请您替我惩罚我的儿媳妇，把我受到的一切耻辱，都回报到她的身上。还有我的儿子，请您让他睁开双眼，看清楚她，看清楚维克托鲁什卡！上帝，您保佑维克托鲁什卡，把您的恩惠赐给他……”
维克托也睡在厨房里的高板床上，被他母亲的祈祷声惊醒后，他用没睡醒的声音叫道：“妈，大清早你又开始絮絮叨叨地，真讨厌！”
“好啦，好啦，你睡你的吧！”老太婆歉疚地悄声说道。她默默地摇晃着身子，过了一两分钟，她又复仇心发作，高声说：“让枪子儿射穿他们的身体，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上帝……”
就算我的外祖父，也从未这么恶毒地祷告过。祷告完毕，她叫我起床：
“快起来，别贪睡了。你来这里可不是睡觉的！把茶水烧好，把木柴搬来！昨晚又没把松明预备好吧？哼！”
我为了少听老婆子吵吵嚷嚷的，快速地干会哦阿狸全部的事情，但要使她完全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就像冬天的风雪一样，在厨房里刮来挂去，嘴里不是嘟哝，就是吵嚷：
“轻点声，鬼东西！你要是把维克托吵醒了，我是不答应的，快去店铺了一下……”
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需要备好早茶时吃的两磅小麦面包和小主妇买两戈比的小白面包。当我把面包提回来时，这两个女人就疑心重重地仔细看了又看，把面包放在手掌上掂了又掂，然后向我问道：“有没有添头吗？又没有？把嘴张开来！”
然后，好像真发现了证据似的洋洋得意地喊起来。
“你把添头吃了，你瞧，渣子还在牙缝里呢！”
我是很乐意干活的。我喜欢把屋里的肮脏消灭掉，喜欢洗地板，擦铜制餐具、炉子的通风口、门把手。有几次，我听到女人们在和好的时候说着我：
“是个勤快的小伙子。”
“也挺干净。”
“就是脾气倔强！”
“哎，妈呀，他是谁养大的呀？”
于是这两个女人想方设法教育我要尊敬她们，但我却认为她们半疯半傻。不欣赏她们，不愿听她们的话，也不和她们聊天，一步也不肯让的。小主妇明显觉得有些话对我没起到什么作用，所以她就三番五次地说：“你应该记住，你是我们从花子家里带出来的！我送过你母亲一个丝绸斗篷，还镶了珠子边呢！”
有一回，我对她说：
“您始终对这件斗篷惦念着是不是要我从身上剥张皮来还您呀？”
“天哪，他简直可以放火！”女主人吓得尖声叫起来。
杀人放火？——怎么可能？我被吓住了！
她们两个经常向主人打我的“小报告”，主人就严厉地对我说：“小鬼，你要小心点！”
但是某一天，他慢条斯理地对他母亲河妻子说：
“你们也真是好人！你们拿着孩子当马骑，要是换了别的孩子，不是被这么繁重的活吓跑了，就是累死了……”
这句话把她们气哭了，他的妻子跺着一只脚用力地嚎：
“你怎么当这孩子的面说这种话？你这个长头发的傻瓜！听了你的这番话以后，我在他的眼中会是个什么人呢？你知道，我可是个怀有身孕的女人啊。”
他母亲抽泣着说：
“瓦里西，求上帝宽恕你，但是你要仔仔细细地记着我的话——你会把孩子宠坏的！”
等着她们气愤地走开，主人严肃地对我说：
“你瞧，小鬼，为你我费了多大的力气呀！如果我把你返送回你外祖父那儿，你又得当孤儿了！”
我受不了这个气，脱口说道：
“就算捡垃圾也比留在这里强！叫我来当伙计，可你教过我什么吗？每天从早到晚就只有倒脏水的份儿……”
主人抓住我的头发，但是小心翼翼地抓着，我并不感到痛。他望着我的两眼，令人吃惊地说道：“真够倔的！小伙子，不能这么说话，不行……”
我以为他们会把我赶走，但过了一天，他拿了一捆白纸，还有铅笔、三角板、仪器，跑进厨房里来：
“把刀擦好后，你试着画一画看！”
一张纸上，画着一幢两层楼的正面图，有好多窗户和雕塑作装饰。
“这是给你的圆规。测量好所有的线，在线的两端，各点上一个点，然后用尺照两点摆正，用铅笔画线，先画横的——这一条是水平线，再画竖着的——这条叫纵轴线。好，画画看！”
我对这种干净的工作，对学习的开始是感到非常高兴的，但我怀着战战兢兢的敬畏心情，望着那些纸和文具，竟然什么话也没听懂。我马上把手洗干净，静下心来学习。先在纸上画好一条条的水平线，检查了一下——很满意，但是多画了三条。然后又画好了垂直线，但是一看，我吃了一惊：房子的正面不像样，窗子倒向一边去了，其中一扇吊在墙壁外边的空中，和房子并起来了；门廊又两层楼那么高，墙檐画到屋顶中间，天窗按在了烟囱上。我久久地望着这些无法改变的怪物，差点没流下泪来，想弄清楚这些东西是怎么搞出来的。但是我弄不明白，便决定靠想象力来修改：在房子正面所有的房檐和屋脊上点缀了乌鸦、鸽子和麻雀；窗前的地上，画了一些罗圈腿的人——打着伞，但这也不能完全遮掩他一塌糊涂的样子。我又在整个图画上画上一些斜线。就这样把画好了的图样送到师傅那里去。
他把眉毛挑得老高，把头发弄得很乱，然后阴沉着脸问我：
“这时什么东西？”
“天在下雨，”我给他解释道，“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看起来都是倾斜的，因为雨是斜着的。鸟儿，你看这些都是鸟儿，它们藏在屋檐下。梅雨时节，它们就是如此。还有这个，这些诗人，正往家里跑，有一个女的摔倒了。这里是一个卖水果的……”
“谢谢了！”主人说着，大笑起来，身子朝着桌子俯下去，头发在那张纸上拂来拂去。接着他就交了起来：“哎呀，真想把你撕得粉碎，野麻雀！”
主妇摇着好像大酒桶一样的肚子跑过来，望了一下我的作品，对丈夫道：
“你狠狠心揍他一次吧！”
但是主人心平气和地说：
“没关系，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和你一样……”他用一支红铅笔把房子正面画错的地方标出来，又给了我一张纸。再去画一次，直到画好为止。
这次重画，要稍稍好些，但是还是有一扇窗户画到门廊上去。而且整座房子空荡荡的，我不太习惯，所以，我就在里面画了一些小人。窗户旁作者手摇扇子的太太和吸香烟的男士。其中有一个没有抽烟，张开五个指头，大拇指压在鼻子上，动着其余四个指头逗着别人。台阶旁停着一辆出租马车，横躺着一条狗。
“怎么还是这么不长进？”主人很生气地问我。
我说：“这些看上去没有人太孤单。”但我还是毫无例外地被他骂了：
“让这些东西统统见鬼去吧！要是你想学，你就好好地学！这可是胡闹……”
当我千辛万苦画好一张像样的正面图时，他特别高兴：
“你瞧，画得不赖，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你就能当我的助手了。”
随机就给我布置了作业：
“现在，你画一张房屋平面图，屋子怎样布置，门窗开在哪里，家居如何布置，我先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想吧！”
我走到厨房里开始沉思默想：从何画起呢？可惜我的绘图艺术才开始，就被迫停下来了。老主妇奔到我面前来，气愤地说：“就你还想画图？”说完她就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庞往桌子上按，结果打烂了我的鼻子，砸破了我的嘴唇。她又把图纸撕得粉碎，把桌面上的绘图工具丢得远远的，然后双手叉在腰上，得意洋洋地嚷道：
“好，我叫你画图去！不，这事你办不到！让一个外人来工作，反把自己唯一的亲兄弟甩在一边？办不到！”
主人也来了，他的女人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于是，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三个人喊着、骂着、吐口水、大声号哭。最后，在女人们离开后，主人对我说了些话，就算闹剧收场了：“你暂时把这一切都停下来，别学了。你自己也看到了，这事闹成了什么样子！”
我心疼他，他那副没有男人尊严的样子，总是被女人们的大吵大闹弄得不知所措。我在此以前就明白老太婆是不希望我学习的。她在这个事情上，故意使我为难。我坐下来画图之前，总要先问过她：
“还有什么事儿吗？”
她总是皱起眉头回答：“一会儿有了事，我就叫你。去吧，到桌子旁边胡闹去吧……”
没过一会儿，她就派我到哪个地方走一趟，或者叨叨说：“外边门口台阶上清理了没有？屋子角落里落得都是土，你去打扫干净……”
我去一看，根本没有土。“你敢跟我犟？”她冲我喊着。
还有一次，她把格瓦斯泼到我的图纸上，她还拿圣象前的灯油泼过我的图纸。她活像一个小姑娘那样顽皮，同时又带有几分小孩子那样的狡猾，在掩饰狡猾时，又带有几分小孩子那样的笨拙。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容易生气的人，这样爱埋怨所有的人和事儿的人。一般来说，人们都喜欢抱怨，但是她抱怨起来异常起劲，跟唱歌儿一样。
她对儿子的爱，类似于发疯。那个疯狂劲使我觉得即可笑又可怕。我称这种力量叫做疯狂的力量。这样的事也是常常发生的：她作完晨祷之后，站在炉炕前的踏板上，两个胳臂肘靠在床边，嘴里念念有词：“我的乖儿子，你是上苍加倍的宠爱呀，我亲爱的儿子呀，上帝的轻飘飘的双翅呀！他在睡觉呢，安心睡吧，孩子，你做一个甜美的梦吧，梦见你的妻子吧！你的新娘是天下第一美人；她是公主，是商人的女儿，是有钱的姑娘呀！让你的敌人没生出来就死去！让你朋友活到一百岁！所有的姑娘们都爱慕你，就像一大群母鸭追赶一只公鸭那样。”
我忍不住发笑：维克托长相粗苯，生性懒惰，简直跟一只布满芝麻的饼，满脸的斑点，加上那个大鼻子，显得有些倔强和呆板。有那么几次，母亲悄声的祷告，也把他惊醒。他睡意未消、喃喃地说道：
“滚开，妈，你怎么老冲着我的脸叨叨……叫人没法活！”有时候他乖乖地从炉台上爬下来，嘻嘻笑着说：“好，你睡吧，你睡吧……你这个不懂事的孩子！”
但有些时候她也会一反常态。她在往下蹲的同时，不小心撞在炉子边，她张着口，大声喘气，好像舌头被烫着了似的，辛辣的话语像打机关枪似的，噼噼啪啪地说了出来：
“什么？狗东西，你敢叫长辈滚开？唉，你呀，真是我半夜里干的坏事，该诅咒的，魔鬼把你刺进了我的心里，你该在出生之前就烂掉才好！”
她说着最下流的、只有大街上醉鬼才会说的话，不堪入耳。她睡得很少，心里很不安静。有时候一夜从炉炕上起来好几次，倒在沙发上对着我，把我吵醒。
“怎么回事呀？”我问。
“别弄出声响来。”她用低沉的声音说着，同时双眼盯着黑暗中的一个东西，伸出手来画着十字。“主啊……伊利亚先知啊……女殉教者瓦尔瓦拉……保佑我，不要让我死……”
她用颤抖的手把烛光点燃。在她脸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大鼻子，因为紧张都肿了起来；咖啡色的眼睛惶恐地眨巴着，以观察被黑暗扭曲了的事物。厨房虽然很大，但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柜子、箱子，到了夜里，它就显得狭小了。月光静悄悄地洒进厨房，圣象旁长明灯的火苗跳动着，插在墙上的切菜刀如同冰柱似的闪着光，还有架子上的黑煎锅，看上去就跟一张没有眼睛鼻子的脸。
老太婆从炉炕上小心翼翼地爬下来，好像从岸上下到水里。她没有穿鞋便走到屋角去了。在那里，洗手槽上边挂着一只有耳朵的洗手架，很像一颗砍下来的头颅。旁边摆着一只水桶。她一遍喝水，一边叹气，然后两眼透过窗玻璃上面淡蓝色的霜花。望着窗外。
“赦免我吧，上帝，饶恕我吧！”她悄悄地祷告。
有时她熄灭烛光，双膝跪在地上，满怀委屈地说：
“谁爱我呀，上帝！谁关心我呀！”
她返回爬上了炉炕，面向烟囱的小门画了一个十字，用手摸了一下，看看风门是否结实。手上染了黑煤，嘴上一个劲儿地骂着。但不知怎的却又马上睡着了，好像有一股什么看不见的力量把她压住了似的。
每当我受到她欺侮的时候，我就会像：幸好外祖父没有娶她这样的妻子——要不然，肯定少不了要挨她骂的！她也准会尝到他臭脾气的苦头。
她常常欺侮我，但有时候她的那张肿的像棉花一样的脸庞也会变得忧郁起来，一双眼睛泡仔泪水里，而且说起话来人情人理，非常令人信服。她说：“你以为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成人，能图他们什么呀？给儿女们当老妈子，这就是我应该享的福吗？儿子把外面的一个婆娘带回家来，有了她就不要自己的亲骨肉了，这好吗？啊，好吗？”
“不好。”我真诚地说。
“你也这样认为吧？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嘛。”
于是，她不害臊地开始理论起儿媳妇来：
“我同她一起洗过澡，见过她的身子！你看上她的什么呢？这样的女人能叫美人吗……”
一旦谈到男女关系，她的嘴里就不断蹦出秽话来。开始，我听了很不舒服，但很快我就习惯了，而且很注意地听，听得津津有味，觉得这些话里隐藏着某种令人痛苦的真实。
“女人的心里隐瞒着一种迷离的东西，她连上帝也能也能隐瞒，你看！”她用手拍着桌子破口大骂道，“就是由于夏娃的原因，害得世人都要下地狱，你看看！”
关于女人的力量，她可以说个没完没了。我觉得她想用这种聊天形式来恐吓谁，特别是“夏娃欺骗了上帝”这句话，在我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院子里，还有跟正房极其相似的厢房。
两座房一共八户人家，四家是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父。整个院子里挤满了勤务兵和通讯员。洗衣妇、老妈子、厨师，这些人经常到他们那儿串门。每个灶房里，争锋吃醋的丑剧时常上演，经常听到打架、谩骂的声音。
那些士兵常跟自己的同事、跟房东家的泥瓦工打成一片，他们也打女人，院子里经常沸腾着放荡和荒淫的气氛，那是身体健康的青年小伙子不可遏制的、野兽般的饥渴。这种生活无趣透顶，它总是充满狂野的肉欲、强者卑鄙的赞美。
我的主人们在每次午餐、晚茶、夜餐的时候，总要美滋滋地、卑鄙地讨论一番。对院子里发生的这类事情老太婆总是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即热烈，又幸灾乐祸。年轻的主妇默默不语，厚重的嘴唇上浮着可怕的微笑，凝听她们的谈话。维克托哈哈大笑。主人紧缩眉头说道：
“妈，别再说了吧……”
“天哪，难道我有话也不能说啦！”讲故事的女人抱怨说。
维克托怂恿她说：
“讲呀，有什么大不了的吗？反正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的态度是即厌恶，又惋惜。尽可能避免跟她一起相处，如果不幸碰到，当妈的就一定会对儿子抱怨儿媳妇的不是，而且肯定要向儿子要一些钱。他便慌慌张张地往她手里塞去一个或三个卢布，或几个银币。
“妈妈，你要钱也没用，并不是我不愿意给您，只是您拿了没处花啊。”
“哪里，我要施舍给乞丐，还要买蜡烛上教堂……”
“得了吧，什么布施叫花子呀！你会把维克托给宠坏的！”
“你不喜欢弟弟，这是你最大的罪过！”
他一甩手，站起来走开了。
维克托老是讽刺他的母亲。他很会大吃大喝，而且总是说肚子饿。每到星期天，他母亲做油煎饼，总是用心良苦地拿几块放在罐子里，偷偷地藏在我睡觉的那张床下。然后维克托做完祷告回来，把罐子取出来，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就不能多留点吗，老东西……”
“你给我快点吃，免得让人瞧见……”
“你这么糊涂，我就是要说出来，告诉他们你如何把油煎饼悄悄藏起来给我，木头！”
有一次，我擅作主张取出罐子，偷吃了两个油煎饼——维克托把我打了一顿。
他不喜欢我，正如同我不喜欢他一样。他经常会捉弄我，每天都要我替他擦两次皮鞋。晚上他入睡前，总会把床板弄开，从板缝里冲我头上吐唾沫。他哥哥说“母鸡牲畜”，维克托想必是要学他哥哥的模样，也常说一些俗语。不过他用的那些俗语，全都荒唐得惊人，而且毫无意义。
“妈，向后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好用一些愚蠢的问题来追着我问：“彼什科夫，你回答：为什么写成‘发蓝’，念做‘发懒’？为什么说‘排钟’，不说‘钢管’？为什么说‘树林’，不说‘坟墓’呢？”
我不喜欢他们所说的话。我是受到外祖母和外祖父优美语言熏陶的，起初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像“好笑得恐怖”、“想吃到死为止”、“快乐得吓人”这种拼凑组织在一块儿的短语。在我看来，可笑的东西是不能吓人的，快活也并不可怕，而所有的人直到死去的那一天为止，都是要吃东西的。于是，我问他们：
“这么说合适吗？”
他们大发雷霆：
“你们看，他是有学识的先生呀！得摘下你的耳朵来……”但是“摘下耳朵”这几个字我又感到用得不恰当，可以摘下的，应该是花、苹果和核桃。
他们力图像我证明：耳朵也是可以摘下的，但这并不能使我心服， 所以我就洋洋得意地说：“怎么样，摘不下来吧？”
周围有那么多残暴的恶作剧，肮脏的、厚颜无耻的行经，它们比起库纳维诺街上那不计其数的“青楼”和“妓女”还要多得多。在库纳维诺丑陋举止的背后，还能音乐知道有这种东西解释着这种举止存在的原因：好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窘生活、负债累累的劳动等等。
但是，这里的人过着饱食终日的轻快生活，表现为一种无法理解的忙碌，毫无必要的熙来攘往，取代了正常的劳动。
我的生活原本就差强人意。每当外祖母来看望我的时候，我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她是从黑暗的台阶上走进来的，一进厨房就对着圣象画十字，然后对着自己的妹妹施鞠躬礼。这鞠躬像千斤重物，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哎哟，你来啦，阿库林娜。”主人漫不经心地、不带丝毫热情地接待着外祖母。
我很难看出这就是我的外祖母：她谦虚地抿着嘴，整个面庞变得无法辨认了。她在门口脏水桶边的长凳上轻轻坐下，就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一声不响，恭敬而又温顺地轻声回答妹妹的问题。
这使我感到痛苦，我很生气地说：“难道您只能坐在这儿？”
她亲切地对我使了个眼色，但回答却是很威严的：“你闭嘴，你做不了主！”
“他就是没事儿找事儿，你再打，再骂也无济于事。”老太婆开始抱怨起来。
她不止一次地幸灾乐祸地问姐姐：
“怎么样，阿库林娜，还是过着乞讨的日子吗？”
“这有什么……”
“既然没有了羞耻心，那就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了。”
她用鄙夷的神情看着外祖母说。
“听说基督从前也是靠乞讨过日子的……”
“这种话是不清醒的人才会说的，是邪教徒说，你这老糊涂怎么能当真。基督可不是花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是光荣地审判活人和死人的。连死人也是要受审判的，记住吧，我的老姐姐！就是把人化成了灰，也逃不出他的审判……基督一定会惩罚你和瓦西丽的不可一世，以前你们富有的时候，我偶尔去恳求你们帮助……”
“我们可是尽力帮过你的，”外祖母心平气和地说，“可上帝却惩罚了我们，这你是知道的……”
“这些远远不够，不够呀……”
她用她那精神奕奕的嘴巴，把外祖母从头到脚数落讥笑了一遍：我听着那女人恶毒的叫骂声，痛苦地感到不解：外祖母如何忍受得了呢？在这种时候，我总会特别厌恶她。
年轻的女主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彬彬有礼地向外祖母打着招呼：“请到餐室里来，没关系，请进来吧！”
姨外祖母（俗称姨姥姥）看着外祖母的背影大声喊道：“把鞋子擦干净，擦干净，乡下佬就是泥巴多！”
主人出来高高兴兴地迎接外祖母：
“啊，智慧的阿库林娜，日子过得怎么样？卡什林他老人家还好吧？”
外祖母露出了愉悦的微笑。
“你还是歪腰躬背在干活吗？”
“唉，老这么干，像劳改犯一样！”
外祖母同他谈得很好，态度很亲切，是作为长辈身份谈的。谈天中，他再次提及我的母亲。
“是啊，瓦尔瓦拉 · 瓦西里耶芙娜……是个很好的女子——还真有点男子汉的气概呀！”
他的女人打断了外祖母，接着说：
“您还记得吧，我送过她一个斗篷，黑颜色的、绸子的，上面还带着一串玻璃珠子？”
“怎么不记得……”
“那件斗篷还是全新的……”
“对啊”，主人嘟嘟囔囔，“斗篷，斗篷。可生活却是个调皮鬼！”
“你想说什么？”她困惑地问他。
“我吗？没说什么……好日子不容易过，好人容易死……”
“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女主人心中不安了。后来，她又带外祖母去看刚出生的孩子。我去收拾桌上用过的茶具时，主人细声细语地对我说：
“你的外祖母真是一个好婆婆呀！”
我深深该地他说的这句话。但当我和外祖母独处的时候，我很心疼地对她说：
“你干吗上这儿来，干吗来呀？你很早就明白他们是些什么人的……”
“唉，彼什科夫，我都明白。”她回答时，两眼直望着我，美妙的脸庞上挂着善意的微笑。我于是觉得抱愧了：唔，当然，她什么都看得出来，什么都知道，甚至此时此刻我心里有什么想法，她都知道。
她小心谨慎地回头望了一眼，看是否有人，接着抱住了我，亲切地说：
“我来这里，是因为你在这里。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你外祖父病了，我要照顾他，不能干活了，家里没有钱……还有，我儿子米哈洛吧我萨沙赶出来了，但是我还要管他的起居饮食。这儿不是答应每年付你六个卢布，所以我想，能不能现在给一个卢布呢？你知道，你在这里已经快半年了……”她把嘴凑近我耳边轻声细语地说：“他们叫我教训你、臭骂你一顿，他们说任何人的话你都听不进去。我的心肝宝贝，你得在这儿待着，再忍两年，等你翅膀长硬了再说！你忍耐着点吧，啊？”
外祖母的目光中含着怜爱和央求。我答应外祖母努力忍耐，但这实在是太难，为了养家糊口，我一天忙到晚，这种乞丐不如的枯燥乏味的生活逼迫着我，好像做梦。
有时候我想我必须逃跑！但是正值严寒的冬日。每天晚上，暴风雪吼叫，风在阁楼上打转，房梁冻得紧缩起来，嘎嘎作响——能往哪里逃呢？他们不允许我出去闲逛，我也没有闲逛的功夫。冬季的白天短，家务事一忙，很快就过去了，你捉也捉不住。
但是即便如此，教堂是一定要去的。每逢星期六我都要去作彻夜弥撒，逢节日去行晚祷。
我喜欢待在教堂里，站在某个角落里，那里又宽敞，又黑暗。远远望着绘在墙上的圣象：
它在烛光中好像熔化一般，变成了一条金色的河流，流进灰色的石坛中，圣象的黑影轻轻地摇摆着，圣幛中门的金色花边快乐地颤抖着，烛光也好像金色的蜜蜂，在青蔼的空气中飞舞。周围的一切与合唱队的歌声十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一切都过着神话般的奇怪生活。整个教堂好像一个摇床，在焦油般黑漆漆的空虚中摇曳。有时候我觉得教堂好像沉进深深地湖底里去了，为了去寻找一种特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生活，它从地上消失了，我的这种错觉，大概是来自于外祖母讲的基捷日城的故事。
我常常待着朦胧的睡意，跟随周围的一切，一起摇晃着，被合唱队的歌声，低低的祷告声，人们的叹息声催入梦乡。我暗暗地叨念着下面这个可歌可泣的悲惨故事：
当复活节晨祷的时候，
一对受到诅咒的鞑靼人，
像一大群凶猛的恶狗
闯入了基捷日城里……
啊，上帝，啊，我的主，
无比神圣的圣母！
啊，宽恕你的奴隶吧，
让我们听完着清晨的圣书，
让我们平安做完祷告@
不要让那鞑靼人
污染神圣的宫殿，
奸淫我们的妻子和女儿，
折磨我们幼小的儿子，
杀害我们年迈的公公！
天主耶和华，
还有神圣的圣母，
听完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祈求。
万王之王发了口令，
召米哈伊尔，神的差人：
‘去，米哈伊尔，到地上去，
到基捷日附近去掀起地震。’
让整个城市沉入湖底。
这样，既不休息，也不劳累，
从晨祷到彻夜祷告，
把教堂所有的神圣祈祷都做完，
千秋万代，永远祷告！
在那些年月，我的脑子里满满的都是外祖母的故事歌，好比蜂房装满了蜜，就连我思考问题也按照她诗歌的逻辑。我在教堂里并没有祈祷——在外祖母的上帝面前，不习惯学外祖父念那种怒气沉沉的祷词和带着哭腔的圣诗。我坚信外祖母的上帝不可能喜欢这些，正如我自己不爱它一样。再说这些祷告词和圣歌都已印在树上，也就是说，像所有会识字的人一样，上帝一定会记得的。因此我在教堂里，当心口有一种哀伤，或是前一天零星的屈辱刺痛我、使我心法意乱的时候，我就苦心构思自己的祷告词。一旦我想起我苦难的命运，诉苦的词句就自然而然地、毫不费力地编出来：
天哪天哪，我再也不能容忍，
赶快赶快，让我变为一个成人！
要不然我没法活下去，
简直想上吊，请主怜恕！
我什么也学不到。
那个鬼老婆子马特廖娜，
像猛虎一样地对我咆哮，
再活下去也没幽默味了！
我的许多“祷告词”，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儿童时代从脑子里冒出来的东西，变成一道道深深的伤痕，烙在心里，一辈子也不能够忘掉。
在教堂真好，我在里面像在森林和旷野一样得到小憩。我幼小的心灵已经熟悉了许许多多的委屈，它受到恶毒生活粗暴的玷污，如今在模模糊糊、热烈的幻想中被洗刷干净了。
但是，只有在那种时候——天气苦寒，或是风雪在街头肆虐，好像整个天空都凝固了，被风卷进雪堆里，大地也在厚厚的积雪地下冰封，好像再也不会苏醒的时候，我才能上教堂去。
我最喜欢悄无声息的夜晚，从城里的这条街跑到那条街，或是独步在僻静的小巷里。有时跑着跑着，如同背上长出了翅膀。你独自一人，好像天空中的月亮，你的影子在你面前趴爬着，雪地里星星点点地火光被你熄灭，你可笑地撞在灯柱上，撞在篱笆墙上。更夫走在街中央，手里拿着拍板，身上包裹着又厚又长的大衣，旁边还有一只狗——抖着身子。
这个呆滞的人像一座“狗舍”。“狗舍”从院子里跑出来，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无可奈何的狗，跟随在他的身后。有时候，迎面碰到几个快活的男男女女，我觉得他们也是从彻夜祈祷中跑出来的。有时，从闪着灯光的窗户上的通气孔，传来一种特殊的香味，飘到外边新鲜的空气里来。那香味细腻、陌生，暗示着我不知道的另一种生活，于是我在窗底逗留了片刻，抽着鼻子，尖着耳朵胡乱推测：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房子里又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是彻夜祈祷的时候，可他们却在欢快地吵吵嚷嚷，说说笑笑，弹着一种不一般的吉他，沉重的琴弦声从通气口传播开来……
我特别有兴趣的是冷清的吉洪诺夫街跟马尔丁诺夫街拐角处坐落着一座矮小的平房。我初次看见它是在谢肉节之前的一个化冻的夜晚，一个不同寻常的声音同热气一起，从四方形的气窗里留到了大街上，好像his一个身强力壮心地善良的人闭着嘴巴在歌唱。虽然歌词听不太清楚，调子倒好像挺熟悉挺好理解的。
但是一旦仔仔细细听下去，却被恼人的弦声掩盖，再也听不懂了。我坐在台阶上，心想：这肯定是一种有魔力的提琴声，它的感染力大得惊人，简直叫人无法忍受，因为听起来令人感到痛苦。这乐器时而发出一种强有力的能量，使整个房子都颤动起来，玻璃沙沙作响。房檐上滴下檐溜，我的眼睛里也落下了泪水。
更夫悄悄地走近我的身边，把我从阶沿上推下，问道：
“你问什么呆在这里？”
“听音乐呀！”我回答道。
“有什么好听的！走……”
我赶忙绕着这条街跑了一个圈，又回到原来地方的窗子底下，但是音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气窗里流到接上来的事一片暴风雨般欢快的嘈杂声，这已经完全不像那种悲伤的歌声了，好像我是在梦中听到它似的。
以后几乎每个周六晚上我都到那座房子跟前去。但是，一直等到春天，我才再次听到大提琴的乐曲。那一次，几乎一直演奏到午夜，那晚我回到家以后，挨了一顿痛打。在冬夜星辰笼罩下情冷的散步，让我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我故意选择离中心远一些的街道，因为市中心灯光多，我怕遇见主人的朋友，被主人发觉我不仅没有去做弥撒，反而在街头游荡。最恼人的事醉鬼、警察和妓女们。而在离市中心较远的街道上，还可以看看低层人家窗户离的情形，如果这些窗户没有完全冻结上冰花，没有放下里面的窗帘的话。这些窗户，在我的门前呈现出琳琅满目的光景。我瞧见有人在做祷告，有人在接吻，有人在打架，有人在赌博，也有人在惶恐地、静悄悄地交谈着。他们像无声的鱼一样地活动，如西洋镜一般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看见地下室里一张桌旁坐着两个女人，一个年轻，另一个年纪稍大。在她们对面，坐着一个长头发的中学生，摇摆着一只手的同时朗诵着一本书给她们厅。年轻的女人，严肃地锁紧眉头，靠在椅背上聆听着；那个年龄稍长的瘦瘦的，头发乱蓬蓬的女人，忽然两手掩面，抽搐着肩头。中学生把书抛开了。而当那个年轻女人站起身来跑掉的时候，他便跪在那个长着秀发的女子面前，开始吻她的两手。
在看另外一扇窗户里，一个蓄着大胡子的高个子男子，把一个穿红色短衫的女人放在膝上，像哄小孩子一样摇晃着。他睁大眼睛，张大嘴巴，样子像是在唱着什么。那女的笑得浑身打战，背朝后仰，两脚乱蹬。随后，他又把女子的身子摆正，重新再唱，女的又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望了他们好久，直到我明白他们准备玩一夜之后才离去。
这样的场景，有不少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也会长长因为看得出神，回家迟了，引起主人的怀疑，他们便盘问我：“你去了哪个教堂，是哪位神父领着做礼拜的？”
全城的神父他们都认识，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读什么福音书。总之他们什么都知道，所以很容易发现我是否撒谎。
婆媳俩所崇拜的上帝，也就是我外祖父心中的那位脾气不太好的上帝，这位上帝，要人们在他的面前诚惶诚恐。她们的嘴上，总是提及这位上帝的名字，乃至吵架的时候，也要彼此恐吓：“你等着瞧吧！主会惩罚你的，他会叫你弯腰驼背的，卑鄙的家伙……”
大斋节第一周的周日，老婆子做煎油饼，全煎焦了。她被炉火烤得满脸通红，愤怒地叫道：
“唉，你们都给我见鬼去吧……”
突然，她又闻了一下煎锅，脸色阴沉，把锅朝地上一扔，大哭起来：
“天哪！锅里有油腥味，真该死！我在圣洁的星期一没烧干锅里的油，主啊！”
她双膝下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祷告起来：
“上帝，上帝，请饶恕我这个该死的老婆子，为了耶稣基督的受难宽恕我吧！上帝，不要责罚我这个老笨蛋吧……”
她把煎好的油饼全都拿去喂狗，把煎锅重新刷干净。可媳妇在以后的吵架中就开始责备起婆婆来了：“你连吃斋的时候，也拿荤油锅子烧东西……”
她们把自己的上帝卷进琐琐碎碎的家务之中，扯进自己狭窄生活的所有角落里。贫乏的生活便具备了外在的意义和重要性，似乎生活时时刻刻都在为最高的力量服务。这种把上帝扯进一切琐碎生活中的做法，让我感觉喘不过气来。好像我暗中被人监视者，经常会习惯性地向各个角落张望。而一到夜里，恐惧就像一团冷云，把我团团围住。这种恐怖发生的地点，便是点着长明灯供着黑色圣象的厨房里的一个角落。厨架旁有一扇大窗户，中央的一条支柱把窗棂隔开。透过这个窗户可以看到宽广无垠的蔚蓝天空。
我感到房子、厨房、我——一切都好像挂在天上，如果发生一阵剧烈的震动，一切东西都会掉进这个寒冷的、蔚蓝色的大窟窿中；擦过繁星，悄无声息地落进死寂之中，好像一块石头沉进水里。我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害怕地辗转反侧着，等待着生命可怕地结束。我已经记不清这恐怖是怎样治好的，但我迅速把它治好了，当然是得到了外祖母善良的上帝的保佑。
我觉得就是在那时我也懂得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我还没有做任何坏事，我无罪受罚，我不能为别人的罪行负责，那样是没有道理的。
白天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也会偷偷跑出去闲逛。春天无法抗拒的魅力根本不让我进教堂。如果他们给我两个戈比做蜡烛钱，那就会害苦我了。我买了一副羊趾骨，做礼拜的时间都用来在外边玩耍，总是会晚点回家。有一次我竟输了十戈比硬币，那是给我去买追念亡魂的圣饼用的。结果我不得不偷了执事端自祭坛上别人盘子里的圣饼。
我一心扑在玩上，简直玩疯了。我玩得很投入，没多久就成了这一带玩羊拐、玩球、玩打棒子游戏的高手。
大斋节的时候，他们逼我去斋戒。于是，我到邻居多里梅东特 · 波克罗夫斯基神父哪里去受忏悔礼。我认为他是个严厉的人，而且我个人在许多事情上对他来说是有罪的。我扔石头砸坏了他院子里的亭子，我又时常跟他家的那些孩子打架。总而言之，他可能向我提及我做的很多很多使他不舒服的事来。这使我感到很尴尬，所以当我站在一座寒酸的教堂里，等着忏悔时，我的心怦怦跳着，有点胆战心惊。
可让我始料不及的事，多里梅东特神父发出可亲的、责备似的叹息声迎接我：“啊，邻居，好，跪在这儿！你犯了什么罪？”
他把一块厚丝绒布覆盖在我的头上，蜡烛和神香的气味弄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说话感到很困难，也不想说话了。
“你听大人的话吗？”
“不听。”
“那你说：我有罪！”
我出乎自己的意外，竟然脱口而出：
“我偷过圣饼。”
“为什么，在哪里偷的？”神父望了我一眼，慢慢地问道。
“三圣教堂、圣母教堂、尼古拉教堂都偷过……”
“好，好，所有教堂你都偷了！老弟，这可不好，是罪过，你明白吗？”
“明白。”
“快说：我有罪！荒唐的孩子，你偷是为了吃吗？”
“有时候吃，有时候赌羊拐把钱输得精光，没有圣饼带回家去，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偷……”
多里梅东特神父念念有词，低声念起来，然后又问了几个问题，忽然很严厉地问：
“你有没有看过禁书？”
我当然不明白他的问题，所以反问了一句：
“什么？”
“你看过不准看的书吗？”
“不，什么也没有看过……”
“你的罪得到宽恕了……起来吧！”
我惊讶地看了他的脸庞一眼。那张脸看上去深思而又亲和。我不好意思，觉得害臊：当我来做忏悔时，主人对我说，无论什么事都得老老实实完完全全地说出来，这使我对忏悔产生了恐惧的心情。
“我往您家的凉亭里扔过石头。”我说。
神父把头抬起来说：
“这也是不好的，你可以离开了！”
“也对狗扔过……”
“下一个！”多里梅东特神父好像有些不耐烦了，连看都不再看我，径直喊后面的人，这使我觉得被忽视了。
我走出来，觉得上当受骗了，心里有些委屈：因为我打起精神准备着，以为忏悔会非常可怕的，可结果不仅不可怕，甚至也没有趣！只有一件让我感到有兴趣的事，就是神父问了我所不知道的书。我忽然回忆起来了，在那家地下室里给两位姑娘朗读的中学生，我也想起了那位“好事情”——他也有许多黑皮的、厚重的、带着莫名其妙的插图的书。此日，主人家给了我十五个戈比，让我去领圣餐。这年的复活节姗姗来迟。那时积雪早已开始融化，街道干燥，道路上尘土飞扬，那是一个阳光灿烂、喜气洋洋的日子。
教堂栅栏边，有一群工人正在欢快地玩羊拐子，我想：离领圣餐还有一会呢，便冲着那些赌徒说：
“让我加入吧！”
“加入费一戈比。”一个长着红头发的麻脸高傲地说。
我也用同样骄傲的口吻回答：
“好，左边第二对上，押三戈比。”
“把钱放下！”
于是赌博就开始了。
我把十五戈比换开，拿三戈比押在一对羊趾骨下边，谁打掉这对羊趾骨，谁就能拿走钱。如果打不着，他就得陪我三戈比。我运气好，两个人瞄准我的钱，可两个都没打中，我从两个中年人手里赢走了六个戈比，我的好运来了……
但是有一个赌徒说：
“小心这小鬼，别让他赢了钱就溜走……”
这时，我觉得受了侮辱，于是像打鼓似的，激烈地宣布：
“在左手边上那对，押九戈比！”
这一下可给赌徒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一个与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子高声提醒大家说：
“小心呀！这家伙正走着运呢！他是星街绘图师家里的徒弟，我认识他！”
一个瘦小的工匠，闻着他身上的气味应该是毛皮匠，他讥讽地说：
“小鬼吗？好……”
他用灌了铅的羊趾骨瞄准着，准确无误地打掉了我的注，弯下腰来向我问道：
“你会号啕痛哭吗？”
我回答道：
“在右手边上押三戈比！”
“我也会打中的。”毛皮匠得意洋洋地夸口，但他却输掉了。
做庄以三次为限，现在轮到我来打别人的注了。我赢了四戈比和一堆羊趾骨。但是，再轮到我坐庄时，连输了三次，把所有的钱都输了个精光。这时时间也恰好到了，弥撒已经结束，铃声当当，人们纷纷走出教堂。
“家里有老婆吗？”毛皮匠一边问，一边伸手来抓我的头发，但是，我把身子一闪就溜了。我追上一个衣着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彬彬有礼地问：
“您领过圣餐吗？”
“领了，怎么啦？”他回答，怀疑地仔细打量着我。
我央求他告诉我，圣餐是怎样领的，神父在那时讲了什么，领圣餐的人该怎么做。
那家伙严肃地板起脸，用恐吓的语气向我吆喝：
“领圣餐你都去玩嘛，邪教徒？好，我什么也不告诉你，让你父亲去扒你的皮！”
我很心虚地跑回家，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站在厨房门口等待着他们盘问我，揭穿我没有去领圣餐的事儿。
但老太婆向我祝福以后，却只问了我一件事：
“你给了管教堂的多少蜡烛钱？”
“五戈比。”我胡乱说。
“给他三戈比就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留两戈比给自己呀，笨蛋！”
春天到了，大地每一天都穿上新的衣裳，一天比一天更明媚，更可爱；嫩草散发出醉人的芳香，白桦树披上了绿色新装，叫人忍不住想去野外，仰面躺在温暖的土地上倾听百灵鸟的歌唱。但是我要忙着刷洗冬衣，装进衣箱里去，还要切碎烟叶，拿拂尘擦拭家居，从早到晚，总在跟那些对自己完全没有需要的，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打交道。
遇到空余时间，我又觉得寂寞无聊，不知道如何消磨。我们这条街又狭窄又阴湿，连一个行人也没有。要跑远一些是不被准许的。院子里只有一些脾气暴躁、身心疲惫的土工和头发蓬乱的厨娘、洗衣妇，每天晚上，他们都像狗一样的发情，这使我感到厌恶，甚至气得我恨不得变成瞎子，免得瞧见。我拿了剪子和花纸，跑到顶楼剪出各种各样的纸花来装饰屋檐，这说到底也仅仅是百无聊赖中的消遣。
我胆战心惊，很想走到一个什么地方，那里的人很少睡觉，很少吵架，不那么令人讨厌地喋喋不休地向上帝告状，不那么经常地欺侮人、愤怒地审判人。
复活节的星期六，弗拉基米尔圣母显圣的圣象，从奥兰斯基修道院迎接到城里来。这圣象要在城里滞留直至六月中旬，在各教区挨户进行瞻仰。圣象到主人家里来的时候，是在一个工作日的清晨。当时我正在厨房里擦铜餐具，年轻的女主人惊慌地从屋里喊叫：“快去开外边的大门，奥兰斯基圣母抬到我们家里来了！”
我就这么脏兮兮的，两手沾满铜油和砖头粉，飞奔去开了大门。年轻的修道士，一只手提着灯笼，一只手端着香炉，看到我就小声地没好气嘟囔着：
“你睡着了吗？来，还不快帮忙扶一把。”
两个使命把沉重的神龛沿着狭窄的楼梯，抬了进来。我站在神龛的一边，用脏手和肩膀帮忙。后面一群身子笨拙的修道士，迈着步子跟了上来，一面用懒洋洋的声音低低地唱着：
“至高无上的圣母呀，请替我们祈祷上帝……”
我带着无可奈何的悲哀心情想道：
“我这么脏，去抬圣象，圣母肯定会责罚我，我的两只手一定会干瘪掉的……”
圣象放在屋子正面两张用干净被单包裹着的椅子上。神龛两边站着两个修道士，用手扶着神龛。他们年轻又漂亮，好像两位天使，各人生着一对明亮的眼睛，高高兴兴的，长着一头秀发。
祷告开始了。
“啊，至高无上的圣母呀！”大个子神父大声唱着，他用胖胖的指头不断地去摸那蓬松的头发以掩盖更为肥胖的耳朵。
“最最神圣的圣母呀，可怜可怜我们吧。”修士们疲倦地唱道。
我非常喜欢圣母。听外祖母说：圣母在大地种上了所有的花，它代表着一切欢乐、一切善良美好的东西。安抚那些可怜的人们。
但是，当等到我去亲吻她的手时，我没注意大人们是怎样做的，只是战战兢兢地在圣象的脸上和嘴上吻了吻。不知是谁用强有力的一只手，把我推到了门口的屋角里。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修道士已抬着圣象回去了。
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坐在地板上，主人们围着我，极为恐惧并且忧心重重地互相议论着：现在该拿我怎么办？
“得去跟神父谈一谈，他什么都知道的，”主人说着，然后凶巴巴地骂我：“真不懂事，不可以亲嘴的，难道这点都不懂吗……还进过学校上过学呢……”
一连好几天，我都怀着在劫难逃的心情想着：不知会等到怎样的惩罚——用脏手扶了神龛，不知分寸地亲了圣母。我肯定不能饶恕的，肯定不能的！但是，看来圣母宽恕了我这次出于诚挚的热爱而无意犯下的罪过。或者是她的责罚很轻很轻，轻到让我在那些好人给我的大量责罚中，完全感觉不到。
有时我有意向老婆子挑衅，打击她说：
“圣母大概忘记责罚我了……”
“你等着瞧吧，”老太婆挖苦我说，“我们还会看得见的……”
我用桃红色茶叶包纸剪成树叶等图案来装饰顶楼房檐的时候，总用教堂赞美诗的旋律编起歌来，想起什么就唱什么，就像加尔梅克人在路上边走边唱一样：
手拿一把剪，
坐在顶楼上。
剪呀剪呀，我把纸剪个不停
我这个粗人，心里觉得无聊
加入我是一只狗——
管他哪里都可走，
可怜枉为一个人，
一天到晚听咒骂：
淘气鬼，要是你出声，
别怪我照打不饶！
老婆子望着我的手工，不停地摇头，又不停地笑：
“你应该把厨房也装扮起来才好……”
有一天，主人来到顶楼，看见了我得手艺，感叹道：“彼什科夫，你这小伙子真有意思，活见鬼……你想当变戏法的吗？我可猜不透你……”
他给了我一个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五戈比大银币。
我用细铁丝做成几个爪子，把银币固定起来，然后将它吊起来，像一枚奖章一样，悬在我那些五颜六色的作品中最显眼的地方。
可怜的是过了一天，那银币跟铁丝络子都消失了。我猜肯定是让老婆子偷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