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20]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象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代国家和完全改变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东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但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充耳不闻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物这样的话。

——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